毫无疑问,那些目之所及距离现今越近的历史学家就越危险。于是,当港版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把年代写到1995年并细致地描述过去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时,国内历史教科书只能识趣地以只言片语带过。

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确实是两回事。若因教科书而藐视国内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便会遭受那些认为国内记者不配称为记者的人相同的待遇——是的,他们忽视了环境。如果我们结合了国内的环境来看历史学家——尤其是近代史学家——会发现他们的确和记者一样是最苦闷的人群之一。

那些整天把头埋在发黄的线装书中的人们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将所有的历史文献电子化并可检索要比陪养一群爱看线装书的历史学家的花费高得多,尽管对于那些尤其需要他们的人来说,后者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当历史学家沿着过去的历史的轨迹回首当下时可能会感到遗憾,因为那些忠实描述历史的想法都被自己扼杀在脑中了。有一天他们会希望那些由冰冷的机器组成的搜索引擎能够早些代替他们这些类似“问答服务”的血肉之躯。

历史并不单纯记录过去供人们作文献式的查阅,历史同样被用来解释当下。中国近现代史承担了太多的解释功能,以至于史学家们本该如数家珍般谈论毕生所学时小心翼翼。历史学家章开沅说,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品格。

然而史学家还要学会抵御忧伤。大众媒体上并不缺乏他们谈论历史的文章,但如果他们忘记界限,忧伤便会随之而来。现实告诉他们,代表大众文化传播者的媒体并不被鼓励去帮助民众重新解读那段历史,无论是教科书问题,还是再次发现上个世纪初的外交历史,都联结着当代人的敏感神经。

显然我们没有忘记延续自己的文明,那些忧伤就比忘记历史要令人宽慰。一方面,历史学家需要心情愉快的参与他们心知肚明的残缺的文明的传承和重新建构,另一方面,他们明白,总有一天他们会沉浸在无尽的忧伤之中,他们的子孙可能会问,当年你做了多少?

和众多人文社科领域一样,极致的细分领域能够让历史学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可是有些事情是躲不开的。许多深知这一点的国外学者的著作的扉页甚至都能令众多国内史学家忧伤——寥寥数十字的扉页写着他们早已扼杀在脑中的想法。这些著作在进入国内时自然成了“洁本”。面对没有脏东西的洁本,国内史学家们和它们又在同一层面了。

不过,至少他们还有“环境”作为抵御忧伤的良药。有明显的信号告诉他们,这种环境将会多少年不动摇,可能这会成为效果最长久的膏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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