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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西方某些传媒歪曲，“3·14”事件，成就网络“公民外交”

事件回放：3月14日，拉萨骚乱。西方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倾向性明显的报道。例如，3月17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为“藏人描述持续骚 乱”的报道配发图片，图片内容是公安将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但说明却是“拉萨有很多士兵”。CNN则把暴徒袭击军车的照片人为剪裁，只留下了军车在 开进……这种恶意篡改，引起了民众对西方媒体所谓客观性的强烈质疑。国内的网民以及在国外的华人通过博客、视频等，搜集各种证据驳斥不实报道，形成了声势 浩大的声讨行动。最终迫使有关媒体对其带倾向性的报道加以说明澄清。

Mediabam点评：“3·14”事件在媒体和舆论控制方面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教训——尽管官方公开地仍旧将反CNN之类的民众行为作为津津乐道的细节——敏感事件中的媒体开放程度将影响国际舆论对事件的解读。这个事件的最大一课，是教会我们先发制人地控制舆论阵地，而不是被外界质疑报道所淹没。

当然，这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重建了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高度崇拜和信任——且不说这种改变有多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本身的责任。而当局适时的抓住了民众的情绪，作为其固有宣传方向的佐证。这被自然地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并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抵制家乐福行动中。在这场披着爱国外衣的洪流中，有多少称得上是真正的爱国——他们真正了解xizang的历史了解媒体的行为——而有多少是“媒体的暴力”的结果？国家媒体轻易的假定我们都关注并投入到此事中，并假定我们愿意为这种形式的爱国做出自己的选择。上个世纪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群体同样存在类似的意见的劫持——内忧外患的境地虽然能够改变一些人的观念却无法如此彻底的改变儒家思维的桎梏而自发形成改革的动力。通常，这样的劫持通过国家媒体进行以获得其正当性，而如《环球时报》之流则是历史意义上的鼓动者，如此催生的爱国潮流就如它的先驱一般继续无视着民众的个人意愿和独立判断。爱国，默默的成为政治争论的工具。

理性的爱国，容易被人认识的一方面在于当年我们针对“日本入常”进行抗议时听到的对“日本产品打砸抢”的批评一般，而不容易被人认识的一面，是我们对爱国行为的理性的独立判断，而不是绕过这一点，慌乱地去界定已经存在的行为的合理性。而在这个时候，媒体极易成为“作恶”的工具，急切而粗暴地表达着国家意志背后真正的政治诉求。

（1月16日 更新奥运·媒体点评，请点开更多阅读）

（待续；请期待下一部分，“3·14”西藏暴乱的媒体分析）

（一）汶川地震报道成为“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

事件回放：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造成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不论中央还是地方、境内还是境外、传统还是新媒体都闻风而动。他们比救援队更早进入震区；他们发挥各自优势，向全国以及全世界受众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现场报道，中央电视台更是首开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先河。直面灾难让最大多数受众直接触摸到了灾难，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忍。媒体报道对激发人们参与救灾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救援行动以及媒体表现也给予高度肯定。

Mediabam点评：学界普遍将地震中的媒体行为解读为开放性的媒体报道。陈力丹的一篇论述汶川地震媒体报道的论文对这种变化颇为赞赏。不过要知道，汶川地震的媒体缺口并不是高层的本意，而是因为这个全球都知道的事件在宣传控制介入之前已经展示在了世界眼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得知地震发生后立即上了去成都的飞机，然后赶往地震中心，这个速度对于之前应对唐山大地震那种媒体噤声环境下的官员和机构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其次，从传播学理论来分析，对于国外媒体而言，灾难性的事件最令人关注的便是事件中的是受害者——而国内媒体的认识还远未达到这个层面，因此在地震救援阶段的媒体开放更应该被看做一次好的国际形象策划，其风险是很小的。而国内媒体方面，大众媒体是控制在各级宣传部下的，媒体采集的最终展现仍旧是可控的。因此这种开放也存在故意的层面。在震后大半年的现在，震区的媒体环境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了——法院对教学楼倒塌受害者家属诉讼当地教育主管机构的案件一律拒绝受理，这成了外媒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一些学生家长被要求不能与国外媒体记者接触，认为这是在“损害当地形象”，可见，媒体环境从总体来说仍旧是不容乐观的，这种“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实在是意义不大。

（二）三鹿与地方政府联手“管控”媒体，“负面影响”越管越大

事件回放：“毒奶粉”并非一日之寒，早在几个月被媒体披露前的三鹿就接到了多宗投诉，8月1 日三鹿甚至已初步查明收购原奶中被掺入三聚氰胺，但三鹿公司却遮遮掩掩，在8月2日给石家庄市政府的报告中，三鹿公司提出的解决办法：“一是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严查原料奶质量，对添加三聚氰胺的犯罪分子采取法律措施；二是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石家庄市政府于是采取内紧外松的做法，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三鹿奶粉问题。

Mediabam点评：范以锦比较厚道地指出了地方媒体在三鹿事件始发中的负面作用，但是却没有提到，在整个三鹿事件中国家控制媒体所扮演的角色。

从三鹿披露自己的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乳品企业受到震动，这期间新闻媒体起了发布信息和引导舆论的作用。但是就如我们所知，媒体受到媒体控制者的制约，特别是在敏感时期。在三鹿事件的报道上，国内媒体被要求仅仅使用新华社消息，不能擅自报道，而网络媒体必须关闭评论，或者进行人为的评论筛选操作。

关于类似危机中的媒体表现，我们有例可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地方媒体受到地方利益的控制，阻止了可能有利于当地民众对生存环境判断的信息发布，造成全城的恐慌。经过非典、水污染事件，我们看到媒体正在进步——这种进步一方面归于政府提高信息公开和民众知情权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应当归功于网络媒体：无处不在的网络使得信息隐瞒变得更加困难，这造就了我们看到的关于三鹿事件中媒体的表面上的透明。

在三鹿事件中，媒体控制结构通过网络媒体的快速变化被用来引导舆情。三鹿事件的新闻发布就是如此：在缺乏网民评论支持的新闻中，网络媒体承载了比传统媒体更加直接和有效的灌输功能——读者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对危机事件和媒体参与的干预。比如当我们需要报道乳制品检测结果时我们会发布这样的新闻：仅蒙牛伊利光明三家产品有问题  绝大部分液态奶是安全的。这种带有明显导向性的新闻层出不穷。网络媒体读者与传统媒体的读者存在差距：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年轻而冲动，他们及其容易相信他们在被用作浏览器首页的门户上看到的新闻——与那些上街买菜并和邻居嚼舌头根子的大妈不同，网络媒体读者的邻居多半也年轻而冲动，他们大部分活跃时间待在写字楼里，他们通常谈论身边的变化并立即受其影响，但是由于缺乏真实的体验，其信息源会直接取自自己常浏览的网络媒体，而不像那些大妈，后者更容易取自生活。

在三鹿事件中，媒体以鲜明的轨迹扮演了议程设置的角色，在指令和自我对媒体环境的判断下，纸媒对有毒奶粉的新闻报道屈指可数，而网媒从事件开始时的大规模报道发展到逐渐将新闻推后，甚至将新闻撤出首页，只推荐到新闻中心。在国内民众普遍斥责国产乳制品企业无良时，香港发布消息称雀巢的产品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于是我们看到网媒突然将这个消息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并且开放了评论，试图以增加靶子的手段抚平民众的怒火并将矛头转移。而关于中国奶粉在欧洲被全面禁售的消息，国内几乎没有报道。

可以说，三鹿事件完完整整地体现了国家控制媒体的全部作用和运行轨迹，单从此看来，中国真正的媒体时代还尚未到来。

（三）“瓮安事件”推动观念转变：敏感群体事件也要迅速公开

事件回放： 6月22日，贵州瓮安县中学生李树芬意外死亡。由于政府前期的不作为，致使不少人轻信了“权贵子弟奸杀”之说，终于酿成民间大规模不满的爆发，瓮安县党政 机关均遭到冲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亲自出面调研，并召开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对不作为的领导采取组织措施，对“打砸抢烧”中构成犯罪的人员予以坚决打 击。全国许多媒体也几乎毫无阻力跟进采访报道。由于信息的透明公开，当地秩序很快恢复，突发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置。经过贵州权威法医专家组重新尸检，再次确 认死者系溺水死亡。不过，“瓮安事件”成就了网络热词“俯卧撑”。

Mediabam点评：人们对于2008面群体事件的概念差不多就是从瓮安事件开始的。不过在类似范以锦这样的官方学术解读中，瓮安事件是敏感事件开始媒体公开的先驱。在国家媒体中，这也是我党执政能力提高的鲜活素材。在地方政府被普遍不信任的今天，瓮安事件的地方结论仍旧饱受怀疑。而如范以锦所赞叹的“信息普遍公开”和“媒体无阻力介入”自然没有广泛的承认；其次，即使存在这种变化，在之后的如各地出租车罢运等群体事件中，这种“公开”和“无阻力”荡然无存。例如，湖北随州11月24日曾发生出租车罢运事件，但是直到11月29日，地方媒体才发布新闻，并且是以“出租车纷纷回复营运”为切入点，这期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根本没有媒体关注。

事实上，对于瓮安事件，更加合适的意义解读应该是：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在政策掣肘而难以行使社会责任时，个人媒体（自媒体）成为新闻的重要来源。瓮安事件中，著名的“公民记者”周曙光在瓮安对媒体几乎封锁的状态下以游客身份进入瓮安，并通过个人博客发布见闻——瓮安事件曝光不久网络上所传信息几乎都来自周曙光（之后他也被瓮安警方察觉并被控制）。

在决定向社会公开瓮安事件之前的媒体消息封禁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平面媒体没有任何报道，互联网的消息过滤更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事物：文字竖排工具。由于几乎所有的论坛和博客都采用严格的关键词审查和过滤手段——看见关于瓮安的文字就删除——许多网友不得不使用文字竖排来避开检查。在艰难的互联网传播和国外媒体的关注下，瓮安事件得以成为“妥善处理敏感事件”的媒体教材。

某人有九恶却只有一善，如果我们仅用其一善盖棺定论，也太失偏僻。

（四）北京奥运显示大传媒新格局

事件回放：北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首次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作为独立转播机构，并对新媒体的转播权进行授权拍卖。央视网联合新浪等8家商业网站实施了联合转播，并与人民网、新华网等174家网站进行了公益性联合推广，缔造了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媒体传播联盟，成为新媒体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外，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合作，如新浪、网易与世界顶级通讯社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合作；传统媒体在新媒体领域的合作，如中央电视台与上海文新传媒集团联合为新媒体制作互动奥运节目也成为传媒发展的新方向。

Mediabam点评：关于奥运媒体的点评，范以锦只作了两句：奥运让中国媒体变得立体、丰满，丰富多彩的传媒则让世界与中国更亲近。北京奥运报道的多形式和快速、强势的传播，展示了大传媒新格局的强大影响力。

范以锦的观点可以简要的视作三个字“新媒体”。套用一句电影《全金属外壳》的句式：我们的新闻学学者是生来就会如此狭隘地学术化地解读社会和政治现象，还是他们后天努力才达到这个成果的呢？事实上，在奥运前一年的，我的同学们已经纷纷奔赴各类“新媒体”的战场了，在许多接触新媒体的人看来，新媒体在几年前就已经到来了。这好比从来没有用过电脑的我的老爸在学会上网后感慨地说：孩子，网络时代就要来了。

前两天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向外媒解释为何在奥运期间解禁的某国外网站又被封禁的疑问似乎又将我们带回了奥运期间的中国媒体开放时期——尽管许多人当时并不知道中国网民上的其实只是中国局域网。奥运的媒体开放确实是一个被迫之举——一方面我们需要面对外媒的一次关于开放的奥运下媒体的自由的质问，另一方面，当我们回到曾经的局域网状态下时，需要面对一次更加难以回答的质问：为什么许多奥运期间解禁的网站又不能访问了？官方的解释是，中国有自己的互联网管理政策。但是这种解释却无法解释中国的出尔反尔。为了国家尊严而暂时改变某种策略，这对于讲究“法治”的西方视角而言是很难被判定为“合理”的。就如当前如火如荼的整治互联网“低俗”内容，中国的评论家的切入点是低俗的定义、如何根治低俗，而当这个新闻被外媒转载时，许多国外网友仅仅从“言论自由”来讨论。美国的公共媒体也是不容低俗的，但是区别在于，美国有明文的法律或者法规规定何种内容是为低俗何种内容是为自由不得侵犯，这与他们听到的中国任意的“重拳出击”整治一个行业的内容的逻辑截然不同，这种出尔反尔缺乏公平的人治痕迹令人难以接受。

而奥运中正有这样一种出尔反尔。我们不反对对互联网进行有效的管理，但是这种管理不应是随意和“一小撮”的人为控制的。

另外，奥运更是一个开放的媒体市场。过于受到压制的中国媒体总是在各种场合标榜自己的纯技术主义——因为随意折腾超过这个层面的东西便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而奥运中中国媒体展现的水平让人深刻体会到，如果超出技术层面的内容不能得到自由而广泛的发展，那么技术主义便是一句空话：有着享受不尽的媒体资源优势的央视在奥运开幕式直播上的表现正是这一体会的注解——不知中国的媒体控制机构在得知全国有数不清的人在看完央视的奥运开幕式直播后四处寻找其他版本的开幕式直播录像后是何心情？保守地说，央视和它的控制着浪费了奥运作为中国媒体用于折射中国某种层面的自由和开放的机会（哪怕只是策划意义上的）——那些总是以“极权”形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外国专栏作家们同时失去了这样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奥运开幕式完全继承了新闻联播的优良传统，一刻不停地向全球的观众输送着中国最高官方媒体的“集约”思维和封闭僵化的叙述模式，这恐怕是操办奥运的官员们所由衷忽略的。

（待续；请期待下一部分，“3·14”西藏暴乱的媒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