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在春晚之前不吃不喝好几天酝酿情绪专门撰文批评春晚的人一样，我也专心地看完了央视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毕竟，这个国家最高电视机构可能使用了我们的税款来大操大办，我们没有理由让自己的钱打水漂。

无论从舞台的华丽程度还是演员的敬业程度而言，央视春晚都称得上一场演出的顶级水平，但是骂声却一年接着一年，一年更甚一年。我们不能仅仅使用一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来加以解释。

央视春晚开始出现的时候，人民的精神食粮是匮乏的，从那一场混乱中走出来的人却尚在演示其对国家控制文化的不满，而春晚这种声称“与全国人民联欢”的电视节目震惊了民众。人们开始在新闻联播之外找到了愿意相信国家控制的理由。

不过，不仅仅民众有了这种觉悟，控制着同样有了类似认识——对央视春晚的批评由网络时代的开始而泛滥。这是一对不易被认识的矛盾：一方面，控制者对网络时代意见内容的多元化和传播途径简化产生警惕，另一方面，民众似乎也在控制者眼皮底下通过这些多元化摆脱长久的牢笼。于是，我们看到的作为“联欢”而生的央视春晚一步一步走向意识形态化——哪能有这么蠢的领导看不到春晚这条船其实除了打渔之外也是可以用来摆渡的？

几天前在一个地方台的节目中看到文化学者朱大可评论春晚相声的没落：相声放弃本应秉持的讽世的传统，因此渐渐不被观众喜欢。其实小品同样临着这样的危险——那些不被人喜欢的相声和小品披着宏大叙事的外衣，仅仅通过言辞狡黠来搔弄人民的笑点。春晚的语言类编导的工作变得如此简单：我们需要一个小品来歌颂农民工的辛勤付出，我们需要一个小品老歌颂军人的无私奉献，同时，我们更加需要展现奥运的小品。与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一样——韩美林说，不断有各级领导打招呼，要求吉祥物包含中国的文化，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五个小人来承载那些文化——春晚早就学会这种寄托，生怕有什么群体什么大事被忽略。宽容的总结者可能将《吉祥三保》解释为对农民工形象的放大，而另一种说得通的理解则是对农民工情绪的抚慰——其背后是将近两千万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失业，而春节过后正是潜在的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某国外媒体这样形容：如果春节过后中国的火车站没有出现混乱景象，那就说明出现了危机。

显而易见的是，观众并没有如期的理解控制者的这种寄托，于是我们的春晚出现了大量的靠大吼和重音来输出笑料的节目。那些重音意在提醒某些意识形态的残余的观众，需要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于是这个节目的初衷就得以实现了。

而唯有赵本山的小品是个例外，这也是赵本山连年最受期待的原因之一。我的父亲正是这种期待者之一，除夕之夜他很早就睡了，但是要求当赵本山出来的时候一定喊醒他。

我们能够发现，赵本山在近些年的最受好评的小品中总是以一副为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所不齿的形象出现，这对民众而言好比新闻联播出现娱乐新闻一般令人期待，如果你受够了新闻联播“前10分钟，领导们都很忙；中间10分钟，全国人民都很幸福；后10分钟，国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常年累月的毒害的话。赵本山小品最能令人发笑的段落总是看似不经意而出，而非其他小品依靠重音和夸张动作提醒观众“这里可以笑了”。赵本山通过口误和表达愚昧来制造笑声，这是民众需要的，他们渴望看到最高国家媒体的一种（即使是表面上的）自我降低身份、传达与其日常叙述截然相反内容的形象，这种看似令人心旷神怡的嘲讽心理的表达隐含了他们对长期单向度而又单调的灌输式传播的不满。如果使用一个流行词来描述赵本山小品，这个词是“山寨”，是对那些着重表达某一事件和群体的小品的山寨。山寨在此处的含义是对传统权威的挑战。

应该说，在当前传播语境下，由央视出品的春晚存在着原罪，这原罪从央视出品春晚之初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条件来识别它。而现在，人们正通过发表对央视春晚的谩骂来声讨其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