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相信写成这样也不会是重庆时报自己写的，而是在上头的授意或者经上面的指导写作的。

看第一部分的黑体：“这一严重政治案件”：我不知道侮辱国旗何时成了政治案件了，政治案件在上个世纪比较多，而且一犯就要关个10年8年的，一个最多判3年的刑事案件硬是能够说成政治案件，还真是牛。“大家纷纷表示”：媒体自作主张替群众说话已经说了将近一百年了，现在还是这副德行。纷纷，这个词真是用不烂啊。

看第二部分的黑体：第二部分整个为了说明侦破的投入之大，过程之艰巨。但是或许有些人可不会这么理解：为了“形象”原来可以如此大费周章，那么重庆警方在侦破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每日都在发生的盗窃、抢劫案件时是否有此一半的投入呢？可以想象，这段文字的写作必定受到了重庆市公安局的干预——各地公安部门在破了案后的自我宣传意识都是差不多弱智，侦破时间长了就会说用了多少多少警力，经过多少的排查，时间短的就会说，多么神速，而全不顾写出来的新闻的传播效果。

“是对民主法制的破坏”：我觉得，这句话是这篇新闻之所以经典的关键所在。一件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薄熙来关注的案件的危害程度自然不能太小，于是就往海了吹。不知道是这位局长是脑残还是写作的记者是脑残，侮辱国旗是怎么和破坏民主法制联系到一起的我是如何也想不明白。而且我党在宣传民主和法制的时候都是一起说，整天都是“民主法制建设”，事实上民主和法制是两块不同的领域，如果要破坏的话也不容易同时被破坏。政府官员如此信口开河，也忒不专业了。

“对社会矛盾点和单位内部矛盾点的排查”：文章暗示可能是矛盾引发了这起侮辱国旗案件，但是侦破了之后又没有提到任何犯罪动机，不免引发遐想：此人必定是怀着对党和国家的巨大失望才犯下此案的。不过显然官方不想群众知道这一动机的具体内容。

另外，国家法律只有对国旗的侮辱有相关规定，而新闻在提到国旗之处都把党旗放于国旗之前，似乎是要强化党旗高于国旗的意识，略有不妥。

江艺平自12月3日起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

昨天刚刚重读了陈力丹老师的分析汶川地震媒体的论文，其中盛赞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并肯定那段时期的媒体环境的好转，今天就看到许多境外异见网站发布的新闻，称中*宣*部即将对全国媒体进行整肃，其中包括六家比较敢言的纸质媒体（新京报，南都等）以及除新浪外的所有门户网站。文中谈到搜狐的一个热门的时评栏目和凤凰网的口述历史被拿掉。消息后经证实确实是真的。

综合了许多境外媒体异见网站文章看，一些推测性的分析认为，最近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例如瓮安、各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等）令高层担心，在经济不景气的当前以及可能的未来，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这当前这些已经出现的问题，依靠对媒体的强力控制是可以使影响降低到最小。

其实汶川地震的媒体缺口并不是高层的本意，而是因为这个全球都知道的事件在宣传控制介入之前已经展示在了世界眼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得知地震发生后立即上了去成都的飞机，然后赶往地震中心，这个速度对于之前应对唐山大地震那种媒体噤声环境下的官员和机构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而即将到来的整肃——部分已经到来例如南都的江艺平12月3日秘密调职——被许多业内人事成为秋后算账。

为什么高层会对形势有这种判断，我是不得而知，但是光从媒体角度来看，当前的媒体环境与汶川地震之前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整肃是要造成一个怎样的新局面呢？89事件中学生呼唤的新闻自由在之后的将近20年内少见改善，南周主编的几次波折、2003年21世纪环球报道因论及政治改革被停刊，到今年的财经时报因报道国企改制被停刊3个月，控制媒体的操作也不见更加成熟。

这是江艺平写的诗，或许正是写给此时的她

《鲜花与希望》

把所有的忧虑都放下
把大捧的鲜花带回家
忙碌的人，寂寞的人
行路的人，等候的人
把复杂的现实抛开去
把单纯的快乐找回来大声地笑吧
你原本是个快乐的人
疲惫的你，忧伤的你
有梦的你，执着的你
尽情地憧憬吧
日子原本就是希望

看看这篇文章，想到，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写这种类型的文字：让自己沉静下来，然后冷峻地观察周围事物，静悄悄地发表感想。

【迎接十七大】我眼中的政治（点击这里查看，原帖貌似已经打不开，只有快照）
14日上午6点半，中共十七大的前一天，我正在从宁波开往武汉的火车上。火车上的人们刚刚从朦胧的睡梦中醒来，中央电台的新闻报纸与摘要开始全面的展示各地热烈迎接十七大的到来。从播报的内容看来，文娱活动是如此的多，老百姓是如此的欢欣鼓舞。

坐在我前面的一个老伯突然骂了起来–从晚上我们的聊天内容来看，他不像是一个会说粗话的人，至少他表现的相当文雅和理性–广播就会骗人，他们怎么不说现在白菜都卖4.5块了？

估计他听到了广播说十六大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了–但是从真正的政治来说，在迎接十七大的时候说”现在白菜都要四块了以前没肉吃可以吃菜现在菜价比肉价涨的快了”还是和政治不沾边的，在这方面讲面子并不是中国特色。老伯一个人说的很欢，引来了旁边的一位老太太的兴趣，两位古稀老人在火车快到站的最后时刻聊政治，聊得很投机。

我开始接触政治从翻看我爸的中共章程开始，到现在因为专业的关系，在十七大第二天非要看看报纸如何报道，也快有15年了。

以执政党的地位来说，中共十七大必将影响中国政府的行政运行，所以关注政治是必要的。

与很多年很多年前不同，中共越来越趋向于集体决策，因此民众猜测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也被看得很普通–在许多媒体内部，每人拟一份常委名单是必做的功课之一。但你会发现，在博雅内部发帖讨论常委名单在许多年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政治从莫谈到全民参与（谈论也是一种参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民主正在小量的成长。

每一次大会都会发布一种说法，比如全民建设小康社会。从实际效应来看，这种说法对民众的生活影响并不大–与此前的八荣八耻一样，这种口号式的说法其实并不具有指导性，其意义在于”提及”。与一般的产品品牌一样，中共在民众中也需要被提及，以此巩固其执政基础。而把一种提及的广告上升到”指导方针”的地位，并利用其执政党的优势依靠政府行政部门加以推广，没有一个多党制的国家的政党有如此高的提及率。

在个人威信逐渐难以打造的今天，加上个人崇拜的阴霾依然存在，中共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就是以这种方法发展着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和社会民主。

而我，突然怀念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优劣，取决与民智是否已开，而不取决与简单的个人崇拜是否正确。在文化开放和简单的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今日，个人崇拜并不是一种宗教行为，而是一种政府行为。与半个世纪前的个人崇拜不同，在民众拥有选择的前提下，不会像宗教一样的认为政府和其领导人永远正确，就像前文所述，就连曾经生活在上一个个人崇拜时代的老伯都知道国家官方媒体在十七大的时候喜欢吹牛，我们不得不惊叹这个年轻国家在发展民众的判断力上有着如此优秀的成绩。

尽管十七大来了，尽管生活中的媒体出现了一片红色，但是该涨的菜价不会一起迎接十七大降价，这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表象之一，民众将逐渐将中共十七大这种会议看做是一个政党仪式，而不是一种国家活动。但也正是这种民众冷淡的表象，让中共更容易意识到，自己代表着一种国家行为主体，自己不该如此草率的说党是党，国是国。

中共开完会，热闹过了，为媒体一哄而上的吹嘘糊涂了，为胡锦涛报告中那种简单一句话概况的成绩高兴了，那么4.5元一斤的白菜怎么办？It’s up to you.

少有人知的是，报道桂苑之歌的被删新闻正是我的策划，而与两位作者无关。这在某些人眼中被视为一种媒体的狂热——更令人注意的是，这种狂热正在打击着一些原先不认为应该被打击的对象：至少从官方媒体的角度，党委机关媒体是不应该毫无遮拦的批评自己下属的团委或者，这种批评在政党的官方思维中根本不存在——这一要素在公众眼中并不是构成一个新闻真实与否的前提，所以公众往往并不关心新闻产出的过程而只关心结果。令人记忆犹新的例子是师大在线对于校方组织学生观看中共十七大会议的新闻，人们在以上述前提为理论的同志的带领下开始质疑“为何要将少有人鼓掌写作‘全体多次鼓掌’”等不实表述。这种浅显的公众思维并不是一种所谓“政治年轻”的表现。相反，这种思维随处可见无比自然，对这种思维的理解决定着一个政党政治前行的路程。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最负面的评论往往来自于技术媒体，而非政治媒体。除了政治媒体本身是政党执政工具之一，更大的原因是技术媒体的受众比其他媒体的显得更加冷静和清醒。人们释放的仅仅限于他们接触的东西，同样的原因，需要不被人们接受的也仅仅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政党媒体的发展需要经历从完全依赖其执政到完全脱离其执政的过程。漫长过程的变数在于，媒体的事实化操作很容易成为假象，从而使公众重新退入愚昧。我们在阅读美国历史学家特里尔关于毛泽东的著作时常常会思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迫使毛这么干？他本人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或者是当我们身处那种环境的时候，谁都会不由自主。

相信“退入愚昧”的前提是相信社会契约理论，否则我们宁愿被个人思维的政治体系所蹂躏——没有人会冒险把自己的赋税的升降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社会契约下的政治方式下，执政者需要民众是愚昧的，但是不需要民众过于愚昧。这句话的一个悖论是，政党需要有明智者。媒体通常肩负着影响这种悖论的重任。同样是在这个论坛，我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说出来的政治”，而当政治可以被说出来是，政治就是扯蛋。政党需要媒体来传播自身，但不一定需要自己的媒体来传播自身——在文首就已经说过，民众对与媒体的新闻的判断能力通常可以证明政党自我露脸的失败。那些关于“西方媒体都不是决对自由”的理论存在致命缺陷：它们无法证明西方媒体的未来，就像马克思的许多经典理论尚在图书馆的架子上无人问津一样。

结合中国国情，上述媒体与公众的意义就成了：政党应当宣传自己干了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更简易的方式来坚定自己信仰和坚实执政基础（简易到放弃曾经抱有的幻想）——但是不应当宣传自己干的怎么样。当不明就里的民众遇到比如“物价飞涨”的问题不是自我去菜场感受菜价的变化而是看《人民日报》关于中共稳定物价的举措和各项举措带来的显著效果并自我感觉对局势人士如此清晰时，上述担心就不是潜在的了。中国从“明智初开”至今，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光，其中多数在与政治力量与民众智慧的较量——当我率领我的部族夺取你们先前老板的政权时，我得让你们相信你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变化。这种心理产生史上的众多著名的“新政”。在没有媒体的过去，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张贴榜文宣传；在媒体发达的今天，政府依靠媒体进行宣传——这很难使我们相信当今的媒体是以服务大众为己任。而当“新政”精神深入人心之时，政治又带领媒体回到了本来的舞台，他们开始思考如何防止民心思变以避免产生下一轮朝代更替，而当他们失败时，变法又成为一根救命稻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依托的网游精明地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好的网游总是会不停的推出吸引人的活动来留住玩家以避免自己被后来者代替。

阻止朝代的再次更替也是毛泽东的精华思想之一，尽管他曾经在此处迷失。但是对当今依靠集体智慧的政党和媒体而言，朝代更替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过去，当务之急是媒体在体现执政力量时对民众智慧发展方向的错误引导。

因此，在师大在线关于桂苑之声新闻被删的事件上，我看到了成功之处。当论坛上网友对桂苑之声恶评如潮之时及时推出新闻表示主流民意的方向，这使得代表执政的官方媒体无法在清醒的民众前宣传自己做的如何——这本不该官方媒体所做——而只能表示自己做了什么，至于做的如何，已是人尽皆知。

抛开社会制度和政党差异的成见，这是媒体未来的一个绝佳范本，即使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媒体前。

这正是许多网络人民希望看到的——甚至有一会儿我也觉得看着类似的内容心里很舒服。因为从情绪上说，很少有东西能够把广大的人民团结起来，关于日本的新闻是力量之一。

但这种场面或许也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一个民族如果仅仅需要依靠虚拟的网络来表达浮躁和不安，以及一种集体的愤慨，那么这个民族肯定缺少些东西。隔海相望的人深知一点：中国的主流意见领袖绝对不会在这一万篇评论中驻足，因为他们不想把政治和经济扯上关系，尽管这在中日之间比英俄之间难得多。主流以及官方的意见往往是：严正交涉。

严正交涉多了，它就不值钱了。这点符合市场规律。我们的邻居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在中国政府已经可能的未来政府人群中培养一种相对于网民那种充满理智和忍辱负重精神的高端人群——这在网络媒体尚不完全开放、网络新闻尚在政党监督和控制的中国易如反掌。邻居的这种深谋远虑看起来起到的时双赢的作用，但是类似的双赢越多，潜在不利的因素也越多：总有人在发现一万篇评论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的时候担心起自己一辈子在中日关系上的贡献。时殷弘和葛红兵也许是我们的邻居以为的他们要找的人。他们肯定会把类似人物和言论——比如对日新思维——的出现称为时自己在篮球赛上放放台湾“国歌”的成果。

这可以称为一种廉价的手段，在自信和自强的推动下，邻居还是会有下一次。不过说回来，原定要演奏的《zhong hua min guo国旗歌》与《zhong hua min guo国歌》只有一字之差，是不容易辨认……

但就广义来说，博客作者只要有放置诸如Google广告，也算符合本法案的保护范围。

从这个法案来看，我们先要放置一个google广告，然后才能够去辱骂布什政府了，并在辱骂时说，这些言辞出自于一个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

美国的法律精神基本是秉承欧洲的风范，但是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在具体操作上更加注重国家利益，而欧洲，比如英国关于媒体方面的法律更加倾向于保护和规范人的利益及其索取。

不过说回来，法律在媒体方面的规范真是让中国的媒体从业者羡慕。但是这种可能性在近期貌似不可能出现，因为在我们这个制度下，媒体还无法作为社会的器物来加以看待，所以政府就不可能一保护和规范社会器物的手段来规范媒体，因为一旦如此，政府就必须面临可能践踏这些规范的风险。而在与媒体有关的规范还是党内的政令的话，政府的日子就相对好过一些。说白了，你要是经常变卦，就休想立法。

前些日子的纸馅包子事件时，有专家指出，中国假新闻太多，亟需进行新闻立法。此文经某媒体报道后，立即被各个网站按照网宣处的指示封杀。看来，媒体立法别说是提上日程，就是提上嘴边，那都是没有好处的。

又过了两日，桂林市政府召开记者会，通报了前日上访的“真相”。从各个媒体的报道内容看，桂林市的通报内容有愧于“真相”二字：无非是群众在市政府前影响了正常办公，市领导上前劝阻无功，经协调群众终于退去。

网络上，一边倒的声音是，网友质疑《桂林日报》为何要道歉，因为简短的报道中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有新闻媒体（如激进的新民网）直接就以“桂林日报为何要道歉”发布新闻。有新闻评论称，现在的新闻媒体受到几个方面的压力：既有被曝光的非法人员的压力，又有政府主管部门的压力，也有民众对其监督职能质疑的压力。

按照正常的理解，桂林日报的这种道歉做法体现了一个政府机构调节社会的职能——报纸作为市委下属的宣传媒体，在市委和市政府属于同一系统的今天，新闻的作用似乎不能与被赋予的调节社会的功能相比，尽管后者本身即是其功能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在平静时作为监督工具来监督企业或者政府职能部门以迎合民众的需要，而当政府遇到危机时，媒体立即变身为政府公关部门，化解政府危机。

政党报刊在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都存在，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形式对政党、民众和社会环境三者的关系的维持有着重要作用，但是，与几百年前不同的是，政党报刊的力量正在受到网络的冲击——尽管强势网络媒体至今仍然不能独立发表言论而且中国对网络媒体实行的是准入制加控制制度，所谓的监控在实际操作中只是一种文件用词。但是显然，强势媒体的话语权正在被分割，个人博客和独立论坛正在分享网络传播的速度快感。最近一期的南风窗的封面文章是关于南水北调穿黄的报道。各大媒体刚刚转了不到一天，网宣处的通知就下来了，要求转载了此文的要立即删除。但是我在这之前已经将文章转到了我的个人博客上了。这种行为具有象征意义——当越来越多的信息被阻止和拦截时，那些阻止不了的千千万万的媒介就将发展成为强势媒介。

事实上，政党体制下的媒体正在被削弱。当中国发生反日行为国内媒体一律不得报道时，我们总是迫不及待的去联合早报网站浏览反日行动的最新进展，当陈良宇被双规的时候，我们总能够在香港的某些新闻网站看到陈以前的所有细节。这意味着，传播不一定需要经过政党报刊。

其实人对新闻是有适应程度的，当我们初次登上早报网或者星岛环球网看到那些直白的话语时，我们感到惊奇；而今天，我们很平静地把它们当作普通的信息加以吸收。政党报刊的命运或许就是这样，它们的敏感程度也将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