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窗”，《汉语大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为：“旧时因新闻检查，某报导或言论禁止发表，报纸版面上留下成块空白。”历史上著名的”开天窗”发生于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控制的《新华日报》受周恩来的指示，意图通过报章评论揭露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不过由于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存在，当局检查机构扣压了《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于是报纸将原定于刊登那些文章的位置留白，是为开了“天窗”。

《新华日报》的这次”开天窗”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对新闻检查制度的公开抗议，国民党当局随即颁布了《杂志送审须知》，规定在刊物被删处不准”开天窗”，且不准注明任何足以表示被删改的符号。此后，报纸”开天窗”之事罕见，一则为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所禁止；二则，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大部分时期，国内不存在公开不同政见的媒体，”开天窗”便成为历史。

因此，2009年11月19日的《南方周末》在刊登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专访的两个版面留下半个版面的空白，仅有一句“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便被媒体界认为是一种”开天窗”，而这句“读懂中国”的宣传语则是一种对新闻审查制度不满的暗示。

对两个时期报纸”开天窗”的对比的难点在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开天窗”是出于对明文存在新闻检查制度的抗议，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抗议的对象是从未被当局承认的新闻审查制度——审查的标准限于推测，审查的手段没有官方记录，审查的各种信息一般来源于体制内媒体人的泄露。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就在公开场合反问质问她的记者“书报检查制度？啥叫书报检查制度”。这种不对等的研究对象给对比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两个”开天窗”的案例所引发的新闻检查的对比可能出现史料的匮乏——不同于旧时，当前新闻审查并没有官方记录能够证明。当前并不是一个研究现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好时机。因此，本文仅通过对两个”开天窗”案例的对比，试图展示一例当前新闻审查制度下，媒体对审查的反制，并对此作出分析。

“开天窗”的产生出于有意或者无意，《新华日报》的”开天窗”显然是有意而为之，是主动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的封锁、对真相的蔑视。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更加值得琢磨。表面上看，两个版面的”开天窗”实际上是两则报纸征订广告，同样，“在这里读懂中国”本是该报的办报理念。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南方周末》的这两则征订广告能够轻易的回避新闻审查者对其”开天窗”的怀疑。

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寻找这样的证据不是容易的事。这里仅仅列举广为业界传说的几点，其一，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抛开中国青年的问题，回答了美国驻华大使关于网络自由的提问。其二，《南方周末》获得独家采访奥巴马的资格并不是中国宣传机构的本意，而是美国大使馆方面指定。其三，《南方周末》在采访奥巴马的全程都有宣传部的官员在场。并负责采访报道的审查。其四，负责采访奥巴马的《南方周末》主编向熹在报道刊出不久后，被降职为执行主编。尽管这些事物组成的证据链是脆弱的，只有面对复杂事物的初期的研究者才会谨慎地使用，但几乎所有的国外媒体均把《南方周末》的这种行为称为”开天窗”。

从公开的资料上看，两份报纸面临着风格迥异的新闻环境。《新华日报》面对的是国民党实行的新闻统制。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劭元冲在国民党新闻宣传会议上所作的开会词中就曾解释道，所谓新闻统制就是一方面要希望自己的宣传发生有力的表现，一方面要应付反党反宣传的新闻，二者之间要通盘考虑，党内外间密切联系，以求脉络贯通，统一宣传。 根据这一精神，国民党始终将强化其自身的新闻事业获取新闻最高领导权作为新闻统制的核心。

1930年12月26日，国民党将施行的种种新闻出版统制方面的规定用法典的形式颁布出来，制订和颁行了《出版法》，该法详细规定了对书籍及其他出版品的检查制度，以及出版品登载事项的限制。

从表面看，这部出版法的法律规定较为宽松和人道，但由于整部法律的文字表述很空泛，缺乏具体性，而法律解释权又在国民党当局手中，这就导致了执法者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做任意解释。出版法颁布之后，即有人指出，“此法一行，将使著作出版之人无一书可以应时出版，无一日不可陷于刑辟”。

1933年，国民党当局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大都市设立新闻检查所，要求当日出版的日报、小报等均必须在发稿前将全部新闻稿件一次或分次送请检查。虽然出版法规定新闻检查的范围限于外交和军事的内容，但是实际操作中，被当局扩大到了一切消息。

1938年11月，国民党中央作出《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借口“战时需要”和“齐一思想”，要求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从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同月，蒋介石亲下手谕给国民党中宣部和军事委员会，布置加强新闻的审查工作。从1941年至1945年问，有关指示就达200余种。

与《新华日报》面临的繁杂的新闻管制法律不同，当前的《南方周末》几乎没有新闻审查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这也是两份报纸两个时期新闻管制气候的最大区别——前者是以法律为入口进行强硬手段的新闻管制，而当前则通过上下级的行政指令来控制新闻。

是否明文规定新闻审查，成为两个时期新闻检查的最大异处。但是在不得让民众知晓具体新闻内容是否经过检查或者经过删改方面，两个时期两个政党却惊人一致。国民政府在《新华日报》”开天窗”后便颁布法令禁止媒体”开天窗”，当前宣传部门通常没有媒体”开天窗”的忧虑，但是所有的新闻审查指令均通过非文字手段发出。许多媒体配有专人前往新闻管理机构开会听取对具体事务的新闻报道要求，各种紧急的新闻审查要求也是通过口头传达。析其原因，显然两个政党都明白，民众若是知晓自己阅读的新闻经过宣传机构的染指将对自己不利，或者说，它们都明白新闻审查是不光彩之事。虽然国民政府通过颁布繁杂的法律对新闻检查做出明文规定使其看起来更加光明，但是联想国民政府面临的战争的局面，一方面急于通过加速法制化来稳定国内局势，另一方面却不得不着手控制新闻来抑制对经济衰退和战场的失意的展示，便会更加理智的看待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法制化。

在更多的民众认识到究竟何为法制化后，当前的政党便无法通过沿用它的老对手那无节制的新闻业立法来管制新闻——法律的平等、司法机构独立等基本原则让新闻立法成为一种危险的举动。陈力丹认为，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弹性的矛盾、法的权利的普遍性和传媒权利实际上的等级性矛盾等五大矛盾决定了当前新闻立法的不可能。即使是在互联网领域，并不成熟的中国互联网拥有超过200多种法律法规，中国由此被称为互联网法律最多的国家。看似完备的互联网法律体系背后有值得注意的特点：这些法律越来越倾向于对宪法所规定的民众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的约束，而不是保护——这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完善的表现。相反，在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有禁止立法进行禁止的原则。

因此，《南方周末》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纯粹意义的”开天窗”，否则其面临的是人事层面的重大打击。党管宣传相比旧时的新闻统制，是一种更加狭隘、更加缺乏新闻自由的新闻管制手段。

当前新闻管制一个重要特点是事后审读制度。与事前新闻检查制度不同，对于大多数非各级共产党机关报，宣传机构并不强制审查所有的预备发布的新闻，但是对于已经发布的新闻内容有秋后算账的可能。各种不成文的新闻规则成为这种事后审查的依据，例如领导人的名字出现的顺序、领导人照片是否庄严、是否出现了敏感内容等，都可能造成重大“政治错误”。和铁凝否认存在书报检查制度一样，共产党从未公开承认这些审查的规则的存在，因此它们也从来不是高校新闻教育的内容，但是对这些规则违反却必然导致报刊受到处罚。广州《新快报》2009年某期国际新闻版面刊登了一幅显示民众抗议在某国召开的国际会议的照片，因为照片中出现象征西藏流亡政府的雪上狮子旗，该报编辑便受到了处分。

在这种无明文规定，却确实存在的新闻审查制度下，《南方周末》的”开天窗”便采用了大幅广告的形式来进行——与旧时”开天窗”有区别的是，《南方周末》不一定有相关稿件被禁止发表，只是在新闻采访中受到限制，因此”开天窗”更多是一种表达情绪和观点的方式。而那句“读懂中国”的广告词，在白色的背景下显得愈加显眼：这是一个联想和讽刺并重的年代，当《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网民使用“十大神兽”和“草泥马”来对抗网络言论审查时，人们开始普遍懂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含义。所谓读懂中国，岂不正是希望人们从这大大的天窗中读出共产党那法律之外的对新闻自由的任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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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客观从被理解为客观主义到现在新闻院校的学生觉得谈论新闻的客观性毫无意义，展现了一段了媒体控制者对新闻进行自我解读和随意蹂躏的历史。媒体鲜有谈论控制的掣肘之还害，难道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判断新闻客观和真实上，正是这些始终存在掣肘，改变了我们表现新闻的方式和理解新闻的能力？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时事新闻都开始学会必须巧妙的叙述，以避免为掣肘所害？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非新闻专业人士都知道一个新闻，重要的内容总是在于新闻本身没有描述的部分？

又是从何时开始，这个奇迹般的国度虽日日提供国外媒体人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却难以满足国内媒体人那颗忐忑的心？

新闻生产从源头变的蹑手蹑脚，读者在猜测新闻背后意义的同时，同样需要精于防御五毛的袭扰，这无形中提高了读者的想象力。

我们只能说，真正的新闻在中国是存在的——缺章少句并不妨碍对真正新闻的界定，这种神奇的界定不在于新闻本身，而在于读者。一个读者的想象力的高度，决定了一个新闻的“真”的程度。阅读新闻已经不是纯粹一手拿报一手握茶的闲事，如果不愿被蒙蔽，智商不愿被侮辱，读者便需要更多角度更多口径的新闻的事实来加以判别。

乐观的看，媒体控制的长远益处在于提高了那些真正关心自身生存环境发展的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他们比那些没有媒体控制的国度中的人更加精于此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的老话或用在这里也是较为恰当——天知道那些能够轻易读懂新闻中隐藏的事实的人今后能干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至少，这样的人更加清楚整个政府和国家的系统是如何运行的，比如，当他们看到新华社报某某官员因矿难引咎辞职，他们知道不久之后，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个人的身影。这就是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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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汶川地震、奥运、三鹿事件、瓮安事件的点评，点击这里查看

反击西方某些传媒歪曲，“3·14”事件，成就网络“公民外交”

事件回放：3月14日，拉萨骚乱。西方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倾向性明显的报道。例如，3月17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为“藏人描述持续骚 乱”的报道配发图片，图片内容是公安将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但说明却是“拉萨有很多士兵”。CNN则把暴徒袭击军车的照片人为剪裁，只留下了军车在 开进……这种恶意篡改，引起了民众对西方媒体所谓客观性的强烈质疑。国内的网民以及在国外的华人通过博客、视频等，搜集各种证据驳斥不实报道，形成了声势 浩大的声讨行动。最终迫使有关媒体对其带倾向性的报道加以说明澄清。

Mediabam点评：“3·14”事件在媒体和舆论控制方面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教训——尽管官方公开地仍旧将反CNN之类的民众行为作为津津乐道的细节——敏感事件中的媒体开放程度将影响国际舆论对事件的解读。这个事件的最大一课，是教会我们先发制人地控制舆论阵地，而不是被外界质疑报道所淹没。

当然，这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重建了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高度崇拜和信任——且不说这种改变有多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本身的责任。而当局适时的抓住了民众的情绪，作为其固有宣传方向的佐证。这被自然地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并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抵制家乐福行动中。在这场披着爱国外衣的洪流中，有多少称得上是真正的爱国——他们真正了解xizang的历史了解媒体的行为——而有多少是“媒体的暴力”的结果？国家媒体轻易的假定我们都关注并投入到此事中，并假定我们愿意为这种形式的爱国做出自己的选择。上个世纪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群体同样存在类似的意见的劫持——内忧外患的境地虽然能够改变一些人的观念却无法如此彻底的改变儒家思维的桎梏而自发形成改革的动力。通常，这样的劫持通过国家媒体进行以获得其正当性，而如《环球时报》之流则是历史意义上的鼓动者，如此催生的爱国潮流就如它的先驱一般继续无视着民众的个人意愿和独立判断。爱国，默默的成为政治争论的工具。

理性的爱国，容易被人认识的一方面在于当年我们针对“日本入常”进行抗议时听到的对“日本产品打砸抢”的批评一般，而不容易被人认识的一面，是我们对爱国行为的理性的独立判断，而不是绕过这一点，慌乱地去界定已经存在的行为的合理性。而在这个时候，媒体极易成为“作恶”的工具，急切而粗暴地表达着国家意志背后真正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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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在网易投放的雷人广告

有毒奶粉的阴霾尚未散去，蒙牛特仑苏又活跃在媒体舞台上了。不过蒙牛的媒体公关手段了得——三聚氰胺那会，蒙牛甚至连优酷这种平台都没有漏下，大播其车间如何先进、质量控制如何严格的视频广告，与文字新闻网站不同，优酷上的视频广告更加能够让人接受。

到今天为止，媒体表现的特伦苏更加像是一个蒙牛的消费欺诈——如果国家卫生部或者质检总局能够被信任的话。今天，蒙牛宣称自己产品安全的广告占据了门户网站的显要位置，蒙牛显然能够体会到，当自己其他牛奶产品在三聚氰胺事件中遭受重创之后，特仑苏这一宝贝必须倍加呵护。多美滋与蒙牛是一对难兄难弟，同样大作奶粉质量安全的广告，不过多美滋无法在这些广告被撤下后继续要媒体解释那81起的结石病例。

除了在门户网站做图文广告，多美滋和蒙牛都选择了搜索引擎来打消消费者的疑虑。两家都在百度投放了链接广告，不同的是，多美滋仅仅选择了“推广”链接，而蒙牛则做了更为高级的“品牌推荐”链接。

另外，蒙牛还在网易首页的侧栏刊登了极为雷人的公关广告，广告用词大有文革遗风，甚至还有错别字。

特仑苏问题的新闻报道，就如广州某媒体的评论员所说的那样，媒体并没有揭露三鹿奶粉那样的勇气，显得更加慵懒，倾向于仅仅发布权威机构的消息，自身调查则几乎没有。我们看到，各大门户关于蒙牛的负面报道也很少开放评论，我们不清楚门户网站是否新增了“不开放负面报道网友评论”的广告产品，抑或是意识形态控制机构要求它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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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 更新奥运·媒体点评，请点开更多阅读）

（待续；请期待下一部分，“3·14”西藏暴乱的媒体分析）

（一）汶川地震报道成为“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

事件回放：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造成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不论中央还是地方、境内还是境外、传统还是新媒体都闻风而动。他们比救援队更早进入震区；他们发挥各自优势，向全国以及全世界受众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现场报道，中央电视台更是首开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先河。直面灾难让最大多数受众直接触摸到了灾难，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忍。媒体报道对激发人们参与救灾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救援行动以及媒体表现也给予高度肯定。

Mediabam点评：学界普遍将地震中的媒体行为解读为开放性的媒体报道。陈力丹的一篇论述汶川地震媒体报道的论文对这种变化颇为赞赏。不过要知道，汶川地震的媒体缺口并不是高层的本意，而是因为这个全球都知道的事件在宣传控制介入之前已经展示在了世界眼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得知地震发生后立即上了去成都的飞机，然后赶往地震中心，这个速度对于之前应对唐山大地震那种媒体噤声环境下的官员和机构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其次，从传播学理论来分析，对于国外媒体而言，灾难性的事件最令人关注的便是事件中的是受害者——而国内媒体的认识还远未达到这个层面，因此在地震救援阶段的媒体开放更应该被看做一次好的国际形象策划，其风险是很小的。而国内媒体方面，大众媒体是控制在各级宣传部下的，媒体采集的最终展现仍旧是可控的。因此这种开放也存在故意的层面。在震后大半年的现在，震区的媒体环境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了——法院对教学楼倒塌受害者家属诉讼当地教育主管机构的案件一律拒绝受理，这成了外媒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一些学生家长被要求不能与国外媒体记者接触，认为这是在“损害当地形象”，可见，媒体环境从总体来说仍旧是不容乐观的，这种“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实在是意义不大。

（二）三鹿与地方政府联手“管控”媒体，“负面影响”越管越大

事件回放：“毒奶粉”并非一日之寒，早在几个月被媒体披露前的三鹿就接到了多宗投诉，8月1 日三鹿甚至已初步查明收购原奶中被掺入三聚氰胺，但三鹿公司却遮遮掩掩，在8月2日给石家庄市政府的报告中，三鹿公司提出的解决办法：“一是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严查原料奶质量，对添加三聚氰胺的犯罪分子采取法律措施；二是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石家庄市政府于是采取内紧外松的做法，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三鹿奶粉问题。

Mediabam点评：范以锦比较厚道地指出了地方媒体在三鹿事件始发中的负面作用，但是却没有提到，在整个三鹿事件中国家控制媒体所扮演的角色。

从三鹿披露自己的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乳品企业受到震动，这期间新闻媒体起了发布信息和引导舆论的作用。但是就如我们所知，媒体受到媒体控制者的制约，特别是在敏感时期。在三鹿事件的报道上，国内媒体被要求仅仅使用新华社消息，不能擅自报道，而网络媒体必须关闭评论，或者进行人为的评论筛选操作。

关于类似危机中的媒体表现，我们有例可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地方媒体受到地方利益的控制，阻止了可能有利于当地民众对生存环境判断的信息发布，造成全城的恐慌。经过非典、水污染事件，我们看到媒体正在进步——这种进步一方面归于政府提高信息公开和民众知情权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应当归功于网络媒体：无处不在的网络使得信息隐瞒变得更加困难，这造就了我们看到的关于三鹿事件中媒体的表面上的透明。

在三鹿事件中，媒体控制结构通过网络媒体的快速变化被用来引导舆情。三鹿事件的新闻发布就是如此：在缺乏网民评论支持的新闻中，网络媒体承载了比传统媒体更加直接和有效的灌输功能——读者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对危机事件和媒体参与的干预。比如当我们需要报道乳制品检测结果时我们会发布这样的新闻：仅蒙牛伊利光明三家产品有问题  绝大部分液态奶是安全的。这种带有明显导向性的新闻层出不穷。网络媒体读者与传统媒体的读者存在差距：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年轻而冲动，他们及其容易相信他们在被用作浏览器首页的门户上看到的新闻——与那些上街买菜并和邻居嚼舌头根子的大妈不同，网络媒体读者的邻居多半也年轻而冲动，他们大部分活跃时间待在写字楼里，他们通常谈论身边的变化并立即受其影响，但是由于缺乏真实的体验，其信息源会直接取自自己常浏览的网络媒体，而不像那些大妈，后者更容易取自生活。

在三鹿事件中，媒体以鲜明的轨迹扮演了议程设置的角色，在指令和自我对媒体环境的判断下，纸媒对有毒奶粉的新闻报道屈指可数，而网媒从事件开始时的大规模报道发展到逐渐将新闻推后，甚至将新闻撤出首页，只推荐到新闻中心。在国内民众普遍斥责国产乳制品企业无良时，香港发布消息称雀巢的产品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于是我们看到网媒突然将这个消息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并且开放了评论，试图以增加靶子的手段抚平民众的怒火并将矛头转移。而关于中国奶粉在欧洲被全面禁售的消息，国内几乎没有报道。

可以说，三鹿事件完完整整地体现了国家控制媒体的全部作用和运行轨迹，单从此看来，中国真正的媒体时代还尚未到来。

（三）“瓮安事件”推动观念转变：敏感群体事件也要迅速公开

事件回放： 6月22日，贵州瓮安县中学生李树芬意外死亡。由于政府前期的不作为，致使不少人轻信了“权贵子弟奸杀”之说，终于酿成民间大规模不满的爆发，瓮安县党政 机关均遭到冲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亲自出面调研，并召开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对不作为的领导采取组织措施，对“打砸抢烧”中构成犯罪的人员予以坚决打 击。全国许多媒体也几乎毫无阻力跟进采访报道。由于信息的透明公开，当地秩序很快恢复，突发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置。经过贵州权威法医专家组重新尸检，再次确 认死者系溺水死亡。不过，“瓮安事件”成就了网络热词“俯卧撑”。

Mediabam点评：人们对于2008面群体事件的概念差不多就是从瓮安事件开始的。不过在类似范以锦这样的官方学术解读中，瓮安事件是敏感事件开始媒体公开的先驱。在国家媒体中，这也是我党执政能力提高的鲜活素材。在地方政府被普遍不信任的今天，瓮安事件的地方结论仍旧饱受怀疑。而如范以锦所赞叹的“信息普遍公开”和“媒体无阻力介入”自然没有广泛的承认；其次，即使存在这种变化，在之后的如各地出租车罢运等群体事件中，这种“公开”和“无阻力”荡然无存。例如，湖北随州11月24日曾发生出租车罢运事件，但是直到11月29日，地方媒体才发布新闻，并且是以“出租车纷纷回复营运”为切入点，这期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根本没有媒体关注。

事实上，对于瓮安事件，更加合适的意义解读应该是：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在政策掣肘而难以行使社会责任时，个人媒体（自媒体）成为新闻的重要来源。瓮安事件中，著名的“公民记者”周曙光在瓮安对媒体几乎封锁的状态下以游客身份进入瓮安，并通过个人博客发布见闻——瓮安事件曝光不久网络上所传信息几乎都来自周曙光（之后他也被瓮安警方察觉并被控制）。

在决定向社会公开瓮安事件之前的媒体消息封禁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平面媒体没有任何报道，互联网的消息过滤更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事物：文字竖排工具。由于几乎所有的论坛和博客都采用严格的关键词审查和过滤手段——看见关于瓮安的文字就删除——许多网友不得不使用文字竖排来避开检查。在艰难的互联网传播和国外媒体的关注下，瓮安事件得以成为“妥善处理敏感事件”的媒体教材。

某人有九恶却只有一善，如果我们仅用其一善盖棺定论，也太失偏僻。

（四）北京奥运显示大传媒新格局

事件回放：北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首次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作为独立转播机构，并对新媒体的转播权进行授权拍卖。央视网联合新浪等8家商业网站实施了联合转播，并与人民网、新华网等174家网站进行了公益性联合推广，缔造了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媒体传播联盟，成为新媒体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外，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合作，如新浪、网易与世界顶级通讯社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合作；传统媒体在新媒体领域的合作，如中央电视台与上海文新传媒集团联合为新媒体制作互动奥运节目也成为传媒发展的新方向。

Mediabam点评：关于奥运媒体的点评，范以锦只作了两句：奥运让中国媒体变得立体、丰满，丰富多彩的传媒则让世界与中国更亲近。北京奥运报道的多形式和快速、强势的传播，展示了大传媒新格局的强大影响力。

范以锦的观点可以简要的视作三个字“新媒体”。套用一句电影《全金属外壳》的句式：我们的新闻学学者是生来就会如此狭隘地学术化地解读社会和政治现象，还是他们后天努力才达到这个成果的呢？事实上，在奥运前一年的，我的同学们已经纷纷奔赴各类“新媒体”的战场了，在许多接触新媒体的人看来，新媒体在几年前就已经到来了。这好比从来没有用过电脑的我的老爸在学会上网后感慨地说：孩子，网络时代就要来了。

前两天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向外媒解释为何在奥运期间解禁的某国外网站又被封禁的疑问似乎又将我们带回了奥运期间的中国媒体开放时期——尽管许多人当时并不知道中国网民上的其实只是中国局域网。奥运的媒体开放确实是一个被迫之举——一方面我们需要面对外媒的一次关于开放的奥运下媒体的自由的质问，另一方面，当我们回到曾经的局域网状态下时，需要面对一次更加难以回答的质问：为什么许多奥运期间解禁的网站又不能访问了？官方的解释是，中国有自己的互联网管理政策。但是这种解释却无法解释中国的出尔反尔。为了国家尊严而暂时改变某种策略，这对于讲究“法治”的西方视角而言是很难被判定为“合理”的。就如当前如火如荼的整治互联网“低俗”内容，中国的评论家的切入点是低俗的定义、如何根治低俗，而当这个新闻被外媒转载时，许多国外网友仅仅从“言论自由”来讨论。美国的公共媒体也是不容低俗的，但是区别在于，美国有明文的法律或者法规规定何种内容是为低俗何种内容是为自由不得侵犯，这与他们听到的中国任意的“重拳出击”整治一个行业的内容的逻辑截然不同，这种出尔反尔缺乏公平的人治痕迹令人难以接受。

而奥运中正有这样一种出尔反尔。我们不反对对互联网进行有效的管理，但是这种管理不应是随意和“一小撮”的人为控制的。

另外，奥运更是一个开放的媒体市场。过于受到压制的中国媒体总是在各种场合标榜自己的纯技术主义——因为随意折腾超过这个层面的东西便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而奥运中中国媒体展现的水平让人深刻体会到，如果超出技术层面的内容不能得到自由而广泛的发展，那么技术主义便是一句空话：有着享受不尽的媒体资源优势的央视在奥运开幕式直播上的表现正是这一体会的注解——不知中国的媒体控制机构在得知全国有数不清的人在看完央视的奥运开幕式直播后四处寻找其他版本的开幕式直播录像后是何心情？保守地说，央视和它的控制着浪费了奥运作为中国媒体用于折射中国某种层面的自由和开放的机会（哪怕只是策划意义上的）——那些总是以“极权”形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外国专栏作家们同时失去了这样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奥运开幕式完全继承了新闻联播的优良传统，一刻不停地向全球的观众输送着中国最高官方媒体的“集约”思维和封闭僵化的叙述模式，这恐怕是操办奥运的官员们所由衷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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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普通的法制新闻，新闻本身写的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故事性，几乎是一看标题就心知肚明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新闻的导语（绿色部分）。

这就是那种明显无视读者智商的导语——极力想将一个罪案新闻写的富有悬念，但是却不顾新闻事实的特殊性：这个新闻中，7月发生的一起强奸案，而且当事人当日就报警、嫌犯当天就自首了，时隔半年记者居然以一种“到底出了什么事”的口吻试图来引人入胜，让人觉得司法机构似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来解决此案。

事实上，“裸奔”男子系一名强奸犯这个事实根本不需要等到法院判决来“显示”，只是由于法制新闻的许多案件都来自于法院卷宗或者审理，才造成了记者故弄玄虚“故事化”案件的现象，而这里举的这个例子是弄巧成拙的范例。

对于法治报道，不少媒体与警方都有合作，合作愉快后，警方自然会将一些体现警方“办案神速”的案件提供给媒体。不过，在司法案件报道中，媒体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在中国一直停留在教学和媒体道德准则层面，没有合适的法律来处理可能发生的媒体干预司法审判的问题。同时，在当前的司法公正实现程度的考虑，媒体过早地介入一些涉及政府部门和人事的案件，无疑减少了暗箱操作的空间，这也是媒体监督难以解决的困境。

以前我经常说要努力实现新闻立法，从最近的阅读来看，在司法公正没有很好实现的条件下，远离极权中心的法律更加没有实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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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相信写成这样也不会是重庆时报自己写的，而是在上头的授意或者经上面的指导写作的。

看第一部分的黑体：“这一严重政治案件”：我不知道侮辱国旗何时成了政治案件了，政治案件在上个世纪比较多，而且一犯就要关个10年8年的，一个最多判3年的刑事案件硬是能够说成政治案件，还真是牛。“大家纷纷表示”：媒体自作主张替群众说话已经说了将近一百年了，现在还是这副德行。纷纷，这个词真是用不烂啊。

看第二部分的黑体：第二部分整个为了说明侦破的投入之大，过程之艰巨。但是或许有些人可不会这么理解：为了“形象”原来可以如此大费周章，那么重庆警方在侦破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每日都在发生的盗窃、抢劫案件时是否有此一半的投入呢？可以想象，这段文字的写作必定受到了重庆市公安局的干预——各地公安部门在破了案后的自我宣传意识都是差不多弱智，侦破时间长了就会说用了多少多少警力，经过多少的排查，时间短的就会说，多么神速，而全不顾写出来的新闻的传播效果。

“是对民主法制的破坏”：我觉得，这句话是这篇新闻之所以经典的关键所在。一件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薄熙来关注的案件的危害程度自然不能太小，于是就往海了吹。不知道是这位局长是脑残还是写作的记者是脑残，侮辱国旗是怎么和破坏民主法制联系到一起的我是如何也想不明白。而且我党在宣传民主和法制的时候都是一起说，整天都是“民主法制建设”，事实上民主和法制是两块不同的领域，如果要破坏的话也不容易同时被破坏。政府官员如此信口开河，也忒不专业了。

“对社会矛盾点和单位内部矛盾点的排查”：文章暗示可能是矛盾引发了这起侮辱国旗案件，但是侦破了之后又没有提到任何犯罪动机，不免引发遐想：此人必定是怀着对党和国家的巨大失望才犯下此案的。不过显然官方不想群众知道这一动机的具体内容。

另外，国家法律只有对国旗的侮辱有相关规定，而新闻在提到国旗之处都把党旗放于国旗之前，似乎是要强化党旗高于国旗的意识，略有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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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是个古城，古城的黑恶案件比较吸引人。我们来看看人民网记者写的这篇新闻。重点关注黑体部分。报道导语部分即说明，此事与村委会换届选举无关。事实上，报道除了此处通篇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换届选举的信息，这句话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告诉读者，其实两者是存在关系的，或者至少当地人能够将两者联系到一起去。而且文末表明，事件的更深层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换届选举引发的黑恶案件明显有可能属于“深层原因”之一，正在调查核实，就立即否定这一原因，这当地官员的媒体素养实在太差——省、市、县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对事件处置做出重要指示估计都是白做了》

另一点有意思的是这“黑恶性质”。将近80个人，带了20把刀，还是从外地“纠集”而来，为了寻衅滋事，搞点黑恶事，是不是有点太不专业了？另外，究竟黑恶的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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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的名声比你能想到的要恶劣的多

环球时报作为人民日报下属的专门报道国际事务的子报，在我的高中时期是人人敬仰的权威信息来源——当时几个同学轮流着在报摊购买，然后互相传阅，一份环球时报在一节历史课就能传遍大半个教室。那时大约是2001年左右。现在看来，这种崇拜和仰慕真是纯真。

环球时报在现在朋友的口中，名声可不太好，经常成为批判的对象。当我们更加认识这个“系统”的时候，也就会更加理解系统中的元素，比如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在重大国际事件中总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需要在需要时调动民众一致对外的情绪，另一方面，在合适的时候需要对外作出攻击的姿态。在很多时候，环球时报的形象与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类似——虽然环球时报更重要的职责是维护中国的大国自尊。在这种职能下，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不厌其烦地使用如下句式：外媒污我如何如何……但这种句式在网络时代就显得很业余，因为更多的时候，大多数国内民众并不能听到和看到这种“污蔑”，小部分网络人民则耳聪目明，环球时报则成了前者的愚蠢而又忠诚的传播者。

话说回来，环球时报维护的这种大国自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确实是一剂良药，民众在对现状不满的同时可能产生对变革的向往，而这种大国自尊能够轻义压制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行政机构通过环球时报的对舆论的引导，实施外交上的两难举措。而当前热门的法国总统即将会见达赖事件正是如此。

法媒:法在中国经济制裁面前弱不禁风。这就是今天环球时报网站的头条，在类似的有明显导向目的的文章中，环球时报使用了带有情绪化的词语，用来形容法国政府的举动和达赖的言论，例如“狡辩”“口出狂言”等等，这些语言违背新闻的基本常识，充斥了文革和冷战时期那种充满敌意的文风。

对于这种媒体姿态，网民的态度自然是一边倒的——这之中也有类似中新社的报道的功劳。中新社充分地展示了达赖在欧洲议会的言行，意图“让民众看清真实”。但是这种在大众传媒中的简单的“恶行”的罗列似乎也无助于真正的对话和对问题的解决，舆论在国内能够杀死一个人，但是在国际事务中，却不可能是一种决定性因素。外交部和控制环球时报的机构貌似高估了环球时报这种胡萝卜对民众的影响，毕竟，民众不再是驴，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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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艺平自12月3日起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

昨天刚刚重读了陈力丹老师的分析汶川地震媒体的论文，其中盛赞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并肯定那段时期的媒体环境的好转，今天就看到许多境外异见网站发布的新闻，称中*宣*部即将对全国媒体进行整肃，其中包括六家比较敢言的纸质媒体（新京报，南都等）以及除新浪外的所有门户网站。文中谈到搜狐的一个热门的时评栏目和凤凰网的口述历史被拿掉。消息后经证实确实是真的。

综合了许多境外媒体异见网站文章看，一些推测性的分析认为，最近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例如瓮安、各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等）令高层担心，在经济不景气的当前以及可能的未来，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这当前这些已经出现的问题，依靠对媒体的强力控制是可以使影响降低到最小。

其实汶川地震的媒体缺口并不是高层的本意，而是因为这个全球都知道的事件在宣传控制介入之前已经展示在了世界眼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得知地震发生后立即上了去成都的飞机，然后赶往地震中心，这个速度对于之前应对唐山大地震那种媒体噤声环境下的官员和机构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而即将到来的整肃——部分已经到来例如南都的江艺平12月3日秘密调职——被许多业内人事成为秋后算账。

为什么高层会对形势有这种判断，我是不得而知，但是光从媒体角度来看，当前的媒体环境与汶川地震之前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整肃是要造成一个怎样的新局面呢？89事件中学生呼唤的新闻自由在之后的将近20年内少见改善，南周主编的几次波折、2003年21世纪环球报道因论及政治改革被停刊，到今年的财经时报因报道国企改制被停刊3个月，控制媒体的操作也不见更加成熟。

这是江艺平写的诗，或许正是写给此时的她

《鲜花与希望》

把所有的忧虑都放下
把大捧的鲜花带回家
忙碌的人，寂寞的人
行路的人，等候的人
把复杂的现实抛开去
把单纯的快乐找回来大声地笑吧
你原本是个快乐的人
疲惫的你，忧伤的你
有梦的你，执着的你
尽情地憧憬吧
日子原本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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