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鸿忠抢笔事件，就李的秘书生涯和多年的官场混迹经历看，李不是毫无教养和临场经验并敢于在两会和众多记者围观之下主动夺人录音笔之人。只是京华时报记者的问题超出了李的意料，夺笔行为更像是一次“膝跳反射”，因为“两会记者”与“邓玉娇事件”在李的思维中是属于完全无法产生联系的两种事物。

由此看来，单纯抢笔的举动一种李深深陷入党媒传播体制的后果，冷静分析后，并不会过于伤及当局对李的仕途的审视。然而，李本人对新快报的回应却成了其致命伤。“我们担心她可能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这类低级的辩解将李塑造成一位毫无但当和巧舌如簧的官员。李几乎所有的针对性回应都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把录音笔拿去看看”是无理的，“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则更是欲将反客为主，好似该愧疚的是记者，而不是李本人。

面对危机，拙劣的回应让新闻界感到触及了“底线”。先有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后有包括几位体制内老党员在内的新闻界和学界，以著文或连署的方式作出强烈回应。本以为受到宣传管理机构严格管制的媒体也开始鞭挞这位省长。

1989年11月，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李瑞环首次提出“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宣传思想，李鸿忠关于党媒不会问敏感问题的思维定势似乎就源自于此。“正面报道”的思想同样影响了李的团队对其回应抢笔事件的策划，这一蹩脚的策划试图将处于不利位置的李鸿忠正面化宣传。在接受新快报记者“单刀直入”关于抢笔的采访时，李急于表现自己对待媒体的阳光形象，“比如那天小撒（撒贝宁）采访我的时候，好几个其他报社的记者让我转个身照相，我就把身体转过来，让他们照个够。我们就是要创造条件给记者采访。”这个随后在各大微博被广为传播的段子被李用来证明自己善待媒体。他同时称自己在深圳任职时也曾“高度重视媒体”。但是这种回应不能阻挡知情者指出，李在广东任职时“本地媒体所有出现他名字的文章都要经他亲自审阅”等李恶对媒体的事例。

对危机的正面化处理早已成为政府机构的成例。一起官员贪污的曝光会被包装成当地政府严肃党纪的范例，一次安全事故的发生则当然成为整顿生产并重申“人民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时机。市场化媒体对类似事件连篇累牍的报道提高了读者的人肉防御能力，于是，低劣的负面事件正面处理方式让政府和官员屡成笑柄。

2009年11月21日，黑龙江鹤岗发生矿难，108人死亡或失踪，此次重大责任事故的官方新闻发言人、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张金光认为记者应该和他一样“这里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主流的东西，528人有420人是成功地走出了井下，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现场，这应该是主流。”在危机的正面传播需要下，人性和生命可以被忽略。

事实证明，这个繁冗庞大的政府系统缺乏学习教训及时改进的能力。2个月后的2010年1月5日，湖南湘潭发生矿难，至少25人遇难。次日的官方新闻稿称“（国家煤监局副局长）王树鹤对事故的处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市、县两级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反应非常迅速，工作措施非常有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王树鹤对整个抢救方案总体赞成，他提出由指挥部进一步完善后，积极实施，圆满完成任务。”在一个正常的国度，安全事故后紧接着的必然是政府官员的道歉和辞职，而这个神奇的国度，则是领受上级的“高度评价”。

相信以上两例只是愚蠢的政府危机传播的一个缩影。众多面临煤矿矿难和工厂爆炸压力的官员相信带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等陈词滥调的正面传播会降低负面事件的影响；面临抢夺录音笔指责的李鸿忠同样只是对媒体正面传播的能力过于自信：“邓玉娇事件”怎么可能在两会出现，媒体人怎么可能对副部级大员重追猛打？被滥用的正面传播降低了政府官员的媒体应对能力——这本是官员接受群众监督所必须——而将这种能力托付给自认为将“正面宣传”的媒体本身，哪知当前的媒体已不是1989年“以正面报道为主”被提出时谨慎而又慌乱的组织学习、领会精神的媒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