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也称为暗访、秘密采访,是相对于公开采访的一种采访方式。一方面,对媒体警惕性的提高令常规采访无法获得真实内容,制作监督性报道的媒体不得不使用秘密手段在被访对象不知情的状况下进行采访。另一方面由于媒体竞争加剧,市场化媒体通常需要监督性、揭露性的报道来取悦读者,为媒体获得名誉,这让隐性采访成为媒体的一项利器。

2010年上半年,发生至少12起员工坠楼死亡惨剧让人们对富士康这家庞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颇为感兴趣。但是由于富士康并未向媒体完全开放,媒体报道也仅仅限于发布会性的记录。2010年05月13日,南方周末带着一篇《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出街。这是一篇由报社实习生卧底富士康28天后写作而成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富士康普通员工的生存状态,以求揭示富士康员工跳楼之迷。

同样是报道富士康负面新闻,2006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曾以一篇《机器罚你站12小时》遭富士康起诉。即使最终和解,但是富士康对媒体负面报道持极为敏感的态度是众所周知。南方周末这篇卧底报道没有引起富士康的反应,恐怕是由于富士康正处在员工连续跳楼、政府调查介入的漩涡之中,无力理会所致。虽然南方周末卧底报道终获安全,但是对这种卧底隐性采访的侵权可能性仍旧有讨论的价值。

从法律角度看,南方周末的富士康卧底报道并未透露富士康公司的商业机密,只是涉及了公司员工的普通生活状态的描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记者进入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新闻采访,而不是务工,这确实是一种欺骗行为。其次,富士康作为一家私人企业,没有义务向公众公开工厂内部的环境设置、运行方式,南方周末在未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公开报道了工厂内部的部分运行状况,也可视为侵权。再次,从现有媒体报道看,富士康员工频繁跳楼或许与其工厂内部运行结构设置有关,工厂为了生产效率而实行一套奇特的内部制度,缺乏人性。尽管有员工“坠楼”死亡,但这套内部结构并不违法。采用欺骗手段进入私人企业内部公布其并不违法的运行细节,这种行为缺乏媒体监督的正当性前提——毕竟那不是一个如黑砖窑的杀人魔窟。南方周末卧底报道本身也未出现新的材料来有力证明卧底报道的合理性。因此,南周的这一卧底采访更应该被分类为“取悦读者获得声誉”而进行的报道。

这种隐性采访将面临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众多诘问:

隐私侵权风险。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其内容一般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个人信息和生活情报的控制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个人对其隐私的利用权。在隐性采访中,最容易发生侵害隐私权的冲突。公布被访者未事先知晓采访意图获得的对话内容,也应当被认为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因为被访者没有授权的可能性。受访者与冒充工人的记者闲聊、交换个人信息和生活状况,显然是在其不知道记者身份的前提之下,直接公布这些细节,被访者有当然的事后追责的权利。

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及知情权的冲突。舆论监督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方式和结果,但在隐性采访时,被采访对象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思想的,他(她)是否愿意表达、采取何种方式表达等权利都被忽视,而言论自由包括说还是不说的自由,如何说以及说什么的自由,这就导致了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的冲突。被访者事实上处于一种强制被访问的状态,如果有选择,他可能不会说某些话做某些动作。这是一个人的自我保护的权利。隐性采访破坏了这种个人权利。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富士康的工人被描述为“不确定未来方向”“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的人,这种违背被访者主观意愿的外部定性是不合适的。人们有权有“真实的自我”与“向公众展示的自我”的差别,媒体不应为了自身利益或者所谓公共利益去侵犯普通个人的这种权利。

这些潜在的风险是一种警示。媒体经常通过这种隐性采访的轰动性结果夸大自己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影响,更何况南周的卧底报道存在立意为先、灌注事实的缺陷。在一个走向文明和法制的社会中,媒体记者应正确把握隐性采访的度,合理利用隐性采访。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隐性采访必须合法,二是隐形采访不能为了公共利益侵犯了正当的私人权利。后者在当前媒体环境下是一种奢求,但是它告诉我们,隐性采访极容易伤害普通人的正当利益,这些人可能与媒体所宣称的公共利益毫无关系。这一前提下,隐性采访不是一种取巧,而是一种无奈。

(这是我的课程论文中能见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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