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于人民日报社的《环球时报》英文版2009年4月20日创刊。这是中国第二份面向全国发行的英语综合性报纸。与它的前辈《中国日报》类似，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将环球时报英文版的使命解释为“做外国人的朋友，做好中外沟通的桥梁”。
根据这份报纸的宣称的定位，《环球时报》英文版“不是该报中文版的英语翻译版，而是一份有独立采编队伍的英文报纸。但该报将保持与《环球时报》中文版总体上的风格一致。”
外宣策略的转变
多年以来，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策略建立在国外媒体的强势之下，面临着那些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国外竞争对手的压力。由于本土的媒体管制政策的影响，众多具有外宣职能和平台的媒体不得不遭受外宣效率低下、效果不佳的诟病。就像2004年一篇分析某省党报外宣报道策略的文章中说的那样，许多非向国外发行的中文媒体认识到华人对“大陆的变化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渴望通过接触各种所在国的媒体以及中国媒体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既然连华人都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可想而知那些被判定倾向于妖魔化中国的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能有多少了。
建立在这种不全面的外宣视角的中国媒体常常要求“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新闻事件及报道可能引起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如“报道某湿地发生火灾，说明我们环保工作做的不好，而继续报道政府出资向湿地补水，既反映了政府保护生态环境采取的积极行动，又对华人参与家乡建设提出了呼吁。”这种被广泛视为常规的报道意见认为，只有“把握利弊转换的关键环节，慎重取舍，科学组织，真实报道”，国外受众才会接受。在这些略带矛盾的词汇的要求下，外宣媒体蹑手蹑脚的选择那些能够转换“利弊”的新闻事实进行报道。这比早先之报喜不报忧进步了许多，毕竟，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对外国媒体适度开放的环境。
显然，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骚乱被当局及时判定为难以轻易转换“利弊”的事件，由此带来的封闭的媒体环境造成了CCN式的媒体对西藏事件各种细节和真相的误读。CNN和众多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上的表现对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高度崇拜和信任的打击自然需要基于更多的事实来分析他们究竟是有意还是出于无奈，或者更是某种“理所当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当人被蒙上眼睛的时候，他就只能依靠“偏见”作出判断。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报道中，所表现出的非职业偏见，除了他们戴著的有色眼镜外，肯定与他们被蒙上了眼睛的过度反应有关。
这样受挫感让统领“崛起中的中国”的中共沉思，如何发出自己有效的声音，让中国说话掷地有声，准确树立中国的海外形象。2008年12月，胡锦涛表示：“努力把中央电视台建成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泛、影响力强的国际一流媒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提出：“加快实现由传统媒体为主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转变，由以国内受众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当年12月25日，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说：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 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
随之跟进的传播学界也指出，“应鼓励以突发性事件为突破口，增强竞争力的先发制人。凡是产生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事件，都应该抢先对外报道”。这种外宣观念的转变被认为是对西藏事件中的窘迫局面的反思。
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在之后的举动证明，一种完全不同的外宣手段正在建立。
《环球时报》英文版就在这种策略的转变中应运而生。同时被加强的还有新华社英文版。在之后的许多国内事务报道中，两者扮演了令人惊讶的角色。
刻板印象下的奇异格调
环球时报中文版在重大国际事件中总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需要在需要时调动民众一致对外的情绪，另一方面，在合适的时候需要对外作出攻击的姿态。在很多时候，环球时报的形象与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类似——虽然环球时报更重要的职责是维护中国的大国自尊。在这种职能下，环球时报不厌其烦地使用如下句式：外媒污我如何如何。但这种句式在网络时代就显得很业余，因为更多的时候，大多数国内民众并不能听到和看到这种“污蔑”，小部分网络人民则耳聪目明，环球时报则成了前者的愚蠢而又忠诚的传播者。
环球时报维护的这种大国自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确实是一剂良药，民众在对现状不满的同时可能产生对变革的向往，而这种大国自尊能够轻义压制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行政机构通过环球时报的对舆论的引导，实施外交上的两难举措，以便那些政客们早已笃定施行的措施看起来想那些西方国家的政策一样，受到了国内民众的压力的左右。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人民日报》说，中国最好；《参考消息》说，全世界说中国最好；《环球时报》说，全世界都嫉妒我们。《环球时报》荣列三份中国最奇特的报刊行列之中，在内行人看来，它浑身充满了煽动性和民族主义的畸形意味。这种对《环球时报》的刻板印象让《环球时报》英文版在发行之初批评大于期待，尽管该报声称并非“中文版的英语翻译版”，但是其母报人民日报的出生和中文版的奇异光环让它一出生就带有一种原罪。
仅仅几个月后，不少媒体人就对这份原本不被看好的报纸刮目相看。不少评论称这是目前中国新闻尺度最大的一份报纸——甚至连新华社英文版对许多敏感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都无法比这份同样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报纸更加夺人眼球。夺人眼球的报道时刻都在出炉，本文仅选取几篇近期的报道简要分析。
Twenty artists demonstrate in downtown Beijing，发表于2010年2月24日。报道讲述了一群遭开发商强拆的北京艺术家拉着横幅结伴上长安街游行。而相同地点的游行只在20年前发生过。事实上这是一次非法的游行，因为根据《游行示威法》，这种游行必须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而他们并没有申请。国外媒体在转载这一报道的同时评论中国国家媒体“罕见”地报道了一次游行。
Publish and be deleted，发表于2010年2月25日。这篇报道采访了一名香港的网络写手，因为在知名读书网站豆瓣网上发布文章导致其账户被删除的故事。文中大量引述这名作者对于豆瓣网的负面评论，抨击这家网站随意删除用户的数据。这是一篇事实上展示中国网络审查——从未被官方公开承认——的报道，这个话题对于中国媒体本身就是极大的敏感和禁忌。
Three prisoners on hunger strike，发表于2010年2月26日。文章讲述了一名被关在江西景德镇监狱的据称犯有杀人和强奸罪被判死刑的男子自称有冤绝食抗议的故事。这篇讲述地方政府司法不公的文章同样很难出现在一份正常的国内报刊上。因为滥用刑罚和对刑事诉讼法律在中国治理“非法上访”和各种官民纠纷中大量存在。
Papers call for hukou reform，发表于2010年3月2日。这篇报道是关于前一日中国13家报纸联合发布评论，呼吁正在举行的中国两会代表关注户籍改革。从2日各地宣传部门要求本地媒体“不得转载和评论”那份联合评论的禁令和所有网上媒体已有转载被删除看，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这篇文章这又是一篇难得的突破性的报道。
以上这些报道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其他国内中文媒体报道类似内容，没有国内媒体转载，被国外媒体广泛引用和转载。与环球时报中文版相比，英文版展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令许多人甚至感到中国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希望，也认为该报创刊时其负责人声称的“该报将保持与《环球时报》中文版总体上的风格一致”不够靠谱。
格调的背后
《环球时报》英文版数量众多和尺度甚大的负面报道遭受了不少批评，认为这是中国新闻自由“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表现，毕竟这是一份面向外国人的报纸，剥夺了不懂英文的普通中国民众对一些事件的知情权——受到控制的国内媒体和审查严密的国内互联网同时阻断了这些英文信息的二次中文化传播。因为对于国内各种用以交换信息的论坛和博客来说，《环球时报》英文版展示的这些内容仍旧是违禁信息。因此语言并不是这种信息传播的主要障碍。
如果联系到中国450 亿元投资的“大外宣”战略中不断扩展的其他媒体，就会发现中国需要一份类似《环球时报》英文版这样的尺度宽松的英文媒体作为后方的支持。对于在欧洲超市开播的新华社电视频道而言，《环球时报》英文版正是这样一份为前者提供可信度的生产机器，这个机器需要按照可信度的接收方的要求加入各种原料，包括新闻真实、新闻客观和新闻自由。《环球时报》英文版的间接的工具性需要它符合西方读者的价值观，一种国内同样是违禁品的普世价值。因为在西方读者眼中，游行示威是自由而不需事先得到警察局批准的，网络审查没有离谱到豆瓣这种程度的，罪犯绝食抗议和户籍制度的制约更是挑战了他们由来已久的人权观念。这些异邦的奇事肯定会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它们负面报道中国的素材，于是传播学界的“先发制人占领消息源”思想就在《环球时报》英文版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由于可能的歪曲的报道有了明显对照，外媒自然也会仔细甄别，小心谨慎。
但是，《环球时报》英文版毕竟是一份中国官方的报纸，它的负面报道与国外媒体的涉华报道有着显著的差别。相比《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平淡的叙述，西方媒体在运用文法上更加老练和复杂，它们熟练地使用不同程度的词汇，通过“写作技巧与手法融入字里行间，以客观报道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以致最终对该新闻事件产生与记者相似的看法”。
与之相比，《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负面报道关注普通民众身上发生的事件，并加以如实报道，在叙述中避免倾向性的展现。在媒体审查的压力下，即使这是一种刻意，但是在压抑和封闭的中国中文媒体中也足以称是一缕春风，而报道中体现的客观叙述和就事叙事风格也值得中文媒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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