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只有三个地方还存在大规模、固定时间的集体出操行为:学校、军队和监狱。

很难在这三者中找到显而易见的共通点。按照公众对早操的理解,这种集体参与的体育锻炼并不能解释它同时出现在这三个场所的合理性,毕竟罪犯相对于军人和学生而言对健壮的体格的需求并不那么强烈。

2012年4月华大在线刊发的特别报道《变味的早操》中提到,部分大学生们对早操感到单调、枯燥无味。这篇报道提及上个世纪中期,国内大学生的早操行为具有“军事化的印记”。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1951年我国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文件中明确指出,要求学校要培养出有强健体魄的现代青年。 以现代的眼光看,这类措辞隐含着要求学生准备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因为,如果将学生纯粹视为学生的话,即使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现代青年,也未必需要“强健 的体魄”。

1964年,国务院颁发由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关于中小学生健康状况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更加直接指出当时学生体质 下降的现象,并不无担忧地称,这将“影响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即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能否任重道远”。这份文件更直白地 称,国营农场、工厂和兵役方面直接受到了学生体质下降的影响。

这两份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指导性文件无疑反映了年轻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当时的危机感。学生的意义被过分放大,并且带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他们被视为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学生是否具有“强健的体魄”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性,就像汽车中的某个重要的零件,如果强度不够,在激烈的运动中可能 “车毁人亡”。

“强健的体魄”是战争年代人海战术思维的遗留产物,当代教育中,已经很少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强健的体魄,“健康”是一种替代描述词语,因为即使从文本上理解,当代已经几乎不可能出现要求学生像武大学生当年挖防空洞或者华师学生填桂子山那样的情景了。

《变味的早操》一文已经展示了早操在当前大学中那些锻炼体质以外的功能,例如有的老师认为早操能够帮助提高出勤率等。而为了早操本身的出勤率,许多学院甚至将出操与学分挂钩。这不禁让我们幻想起众老师苦口婆心乃至强迫学生进行锻炼以使其拥有“强健体魄”的荒诞情景。

就犹如普遍认为的那样,一周一次的早操已然没有体育锻炼的本质和效果,学院以强制力确保早操出勤,也无非是是要确保本单位的场地没有出现空缺,以免招致他人对自己管理学生水平的质疑。

其实,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三个单位,还有一点是相同的:纪律。无论学校、军队和监狱,都期望能够形成对其成员的纪律约束,定期的集体出操行为正是这样一 个好机会:它要求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站在规定的位置上,以几乎一致的动作听从音乐的指挥。这种以体育为名义的集体主义教育机会,是无法被轻易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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