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岁的孩子通常是不怕生的,他们在公共场合能够无视其他人的存在,自在的玩耍、大声吵闹,甚至与陌生人打招呼。这种自在和毫无顾虑的互动是由于他们完全没有公共空间和羞耻的概念,以自我作为整个环境的中心。

武汉的地铁开通半月后,一位祖父带着这般年纪的孩子乘坐地铁,为了满足后者的自在和互动,他旁若无人地打开手机,用最大的音量为孩子播放《月亮之上》。

这不仅是其乐融融的祖孙情谊。原本应当为社会提供道德和行为示范的老人却如他年幼的孙儿一般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这也是一幅令人惋惜的图景。

公共交通、公园、广场、街道和图书馆都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公共空间的资源受到限制,其有形资源的紧张更为显而易见,例如地铁和图书馆的座位是有限的。公共空间的无形资源则易被忽视。同一个公共空间的无形资源通常是共享的。在图书馆中,阅览者之间相互维持一种适于阅读和学习的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一种无形资源。大声交谈、饮食、随意走动都会破坏这一资源。

对公共资源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能够被接受,即占用并使用。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是合理的,但是在公园的长椅上放一本书声称这里“有人”并阻止其他人使用,则是挑战公共空间其他成员的行为。这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最大区别——餐馆作为一种典型的私人空间,其成员会默认“两个人坐四人座”为一种合理占用。

尽管有报道称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出现了一“占座留字条”的现象,这种字条声明座位的占用者将于何时返回,而这段间隔期间可供其他人使用。这种行为更像是表达一种行为艺术般的美好愿望,因为占座实际上是将公共空间私有化,留这种字条好比在家门口贴一张纸条:“主人外出三日,客厅供流浪汉取暖,钥匙在门框”上。与占座者一样,主人的好意一览无余,但侵入私人空间存在巨大的心理门槛和现实困境。

将公共空间占用为私人空间,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没有有效地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2012年12月31日的《武汉晚报》报道称,武汉一位30 多岁的母亲在公交车上一个劲数落自己的儿子没有抢到位子,“一路上全车人都听着她教训儿子,小男孩低着头不敢接话”。

四年或者更高程度的大学教育并不能将在图书馆和餐厅占座与数落没有抢到位子的儿子隔开多远。缺乏在公共空间中生活的能力,没有合理使用公共资源的习惯,就会对公共空间的规则视而不见。

要相信这一点:在餐厅占座的人会在图书馆占座,在图书馆占座的人通常也会在地铁站迎着下车的客流冲进去抢座。只有家人才能容忍这种行为并为之感到自豪,因为在他们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而两三岁的孩子只要不怕生,他们父母就会被认为是幼儿教育的成功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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