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将搜索业务转移至香港，这对于中国当局是一个重要的打击。从之后的国内包括TOM在线和联通公司宣布放弃与谷歌进行合作至少可以看出，国内的敏感人士嗅到了报复的意味，尽管对于谷歌来说，转移搜索业务从表面上仅仅是一种商业变动，而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自然也应该针对一个外资的明显的攻击性行为作出报复，方才合理。显然谷歌的行为并不是攻击性的，而是一种协商失败后的“败退”——犹如国内媒体形容的那样。

国家媒体连绵不绝的文章让我们想起了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情景，不禁感慨，60年过去了，中共操作舆论的手段如此雷同而缺乏技巧：密集的舆论攻势伴随着各路网评员的辛勤劳动试图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认识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上下一心。让人无法理解的是，网评员们表现出了对谷歌难以想象的恨：遍地都是“谷歌滚出去”。我们只能理解为网评员们的工作过于粗放，使得他们对谷歌的退出做出了类似北朝鲜对美国人的那种态度。

谷歌退出能够招致当局调动举国的媒体讨伐，显然是触动了当局的神经。在我看来，谷歌的退出打破了多年的审查和被审查的平衡，让中国言必称“法律”的随意审查制度暴露在世界媒体面前，以至于在外媒面前，中国针对谷歌的攻击和嘲讽变得独树一帜。

我的许多同学都喜爱分析谷歌退出中国背后的中美关系的博弈，这恰恰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当中国政府的支持者将这一商业动作政治化思考时以体现自己与国家为伍，政府却意图将其与政治化分离，这不得不说是政府在强力媒体攻势下的一种软弱。因为在中国投资几百亿元意图展示自己良好形象的国家，只有赞美谷歌勇于向中国的言论审查做出抗争，而没有支持中国政府坚守了自己的“依法治国”。这是中国政府常常提到的，也被许多同学所引用的，中国在全球信息体系中的弱势的现象。

分析这种弱势原因的人不少，常见的观点是倾向于“历史”的，与我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接触的观点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长期落后和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网络时代讨论这种不平等确实可笑，因为谷歌自从来到中国便受到中国所谓法律的制约，而今日谷歌退出，却也是拜中国的法律所赐。人们可以在谷歌中搜索到美国总统的儿女姓甚名谁是何职业，却难以搜索到中国国家主席的儿女和他们从事的职业。这种区别是西方媒体支持谷歌和反对中国审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力图推行的是难以被人们理解的一种审查，它们名义上用来保护青少年不被有害信息所影响，实质上确实为了隐藏政府私利。

在我的身边有许多人同样对谷歌充满敌意，而对政府将谷歌赶出大陆表示支持。这种思维和倪萍在两会上的言论体现的“子不嫌母丑”如出一辙。令我感到难过的是，这些人缺乏现代政府的概念，以为政府是自己的荫蔽是自己的归属，并不知道自己天生应当怀疑政府。契约观念的缺乏导致他们没有网评员的身份，却本能的心属政府，认为政府的行为“总有其合理性”。

“谷歌事件到底刺痛了谁的神经？想象中的答案——不了解中国，精神融入西方的知识分子！”这是我的一位同学的观点。那些同情谷歌批评政府的人太了解中国了，他们知道批评政府无法使做出改变，但是他们知道应当批评什么，同情什么，而不是相反，去理解一个不该被理解的政府行为，去用一种固执的中西价值观的对立来判断现代公司的商业行为，好似“了解中国”是一种先进一种正确，而“精神融入西方”却是一种落后一种错误一样。

许多人不了解谷歌和谷歌退出事件，仅靠官方新闻来确定自己的立场，比如他们认为谷歌能够搜索出黄色网站而百度不能，前者是触犯中国法律屡教不改；比如他们不知道谷歌退至香港与它留在内地的实质性改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谷歌中国与谷歌的关系，更不清楚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拒绝谷歌的国家之一，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谷歌搜索关键词却导致页面无法打开；也有人从未听说过Gmail，这导致我看到王瀚东老师用Gmail作为自己课堂的公共邮箱时欣喜不已——更多人必然不知道，中国政府在不需要任何法院强制令的情况下就能随意检查他们在新浪，网易和腾讯的邮件（此处留给那些没有任何权利意识的人的注脚是：我不干坏事我怕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谷歌中国没有一种需要使用谷歌账户的服务——谷歌为适应中国国情推出音乐搜素仅能使用众多第三方帐号来登录，甚至包括自己的竞争对手yahoo帐号，却不能使用谷歌账户登录，因为谷歌无法保证使用谷歌账户的用户资料不被中国政府“随意调用”。

判断谷歌的恶意前提是需要掌握众多旁支的认识，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中国的法律较为完善，法律能够被确切的执行，那么他们自然认为不肯遵守中国法律的谷歌是值得谴责的。然而这是事实吗？熟知中国司法现状的人明白，宁可将自己的账户信息保存在远在美洲无法企及的谷歌，也不能放在一个有着能够随意进入网络公司机房拔掉网线的政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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