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新的本意是为了方便民众，然而技术的进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新的竞争：当初的电话购票挡住了无法便捷接触电话的人群，如今更加复杂的网络购票则更像 是专为熟练使用网络的人群而设——下载安装证书、注册登录、网银支付，这一套复杂的流程足够令没有网购经历的互联网用户望而却步，更不用说那些完全不会使 用电脑的农民工。这还不算上高峰期网上购票可能遭遇的无法登录、支付等技术问题和差强人意的网站功能设计。

大众传播中有一个知沟 理论，大意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媒体传播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打个比方，这 个社会越倾向于利用电视或者网络发布对人们有用的信息，那些无法接触电视或者网络的社会底层就会愈加脱离社会。社会进步所造成的鸿沟无可避免，自从人类使 用文字以后，不识字的人就逐渐落后于社会；网络兴起之后，能够上网的群体获得了大于其他群体的海量信息。

在国家现代化和信息化发 展的潮流中，革新技术是大势所趋。就火车票而言，网络购票能够减少人工投入，同时也直接方便了一部分用户。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其一，技术更新应当完善地进 行。当前网络上对火车票网购系统的批评声不绝于耳，这符合网民对政府提供的互联网服务一贯技术落后、体验糟糕的印象。其次，技术进步将会造成新的不平等， 尤其是涉及火车票购票这一庞大群体更因谨慎。当前网购相比窗口购票提前2天出票的设定，无疑很难给那些如往年一样作了通宵排队准备的技术弱势群体多少希 望。而且随着购票渠道的增多，铁路部门对购票难有了更多的托词：往年他们至少无法轻易解释刚一放票窗口就无票的情形。现在，出票时间不同步的网络购票和电 话订票成为铁路部门缓解自身压力的一个出口。

农民工给铁道部的信中诉说的技术弱势应当引起铁路主管部门的重视。中国大陆春运的大 规模人口流动举世罕见，要求所有的系统——无论是网络系统还是现实系统——能够承受用户的峰值并不实际。但“回家过年”这一朴实的愿望最易温暖人心，而这 一愿望的破灭也能给普通人造成遗憾和伤害，这种伤害可比把外出务工者长期称为“农民工”更易造成社会群体的分化和信心的丧失。

注：这货同时发在红网

后来我下到一份据称是人人网的500万帐号和密码，经过我随意测试，部分帐号和密码能够顺利登录邮箱，部分能够登录人人。经过搜索，其中没有我的帐号。

我真正中枪是天涯、开心网和多玩——这三个网站中我使用了不同的帐号和密码，天涯的帐号是多年以前注册的，几乎没有发言，而多玩的帐号同样是为了下载，但是开心网中有大量的个人信息和关系网络。当你发现自己的网络帐号能够直接在网上检索到明文密码时，惊讶程度不用我形容了。

05年之后我曾经花了很大一段时间在网站制作上，后来还花了一小段时间学习黑客知识。即使是在05年，网络上随处可及的课外作品级的网站程序用户信息都至少是MD5加密。因此，多个网站声称的09年以前的用户密码明文存储在技术上毫无理由。

明文存储是什么概念？互联网用户设置一个密码不仅仅是防止其他互联网用户倾入自己的账户，同样必须防范互联网运营商利用自己的信息——运营商虽然必然能够得到用户的数据库，包括用户的信息、关系和生产的内容等，但是用户密码必须是一个不可人为触及的禁区——数量众多的用户往往在多个网站使用同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因此利用社会工程学，得到其中一个用户名和对应的密码就有极大可能侵入用户其他所有的帐号。已经有人报告由于自己在人人网的邮箱是QQ邮箱，并使用了QQ相同的密码，因此各种帐号被一锅端了。

如果去查阅关于密码安全的文章，它们通常会告诉你要使用各种复杂密码甚至随机密码，并经常更改密码。那些对网络安全极度敏感的用户确实是可以使用例如“XP1ZKm#2”这种随机生成的密码，但对于大部分互联网用户而言，使用复杂密码并借助密码管理工具的互联网体验要难倒他们。因此，有经验的互联网用户通常会使用四个等级的密码。

第一个等级是只读密码。浏览某些网站提供的内容（包括下载）需要注册帐号，除此之外你不发表内容，也不提交敏感的账户信息。这一类型的网站一般使用同一个用户名（或邮箱）及密码，即使密码被盗或者遗忘，重新注册帐号即可。

第二个等级是写入密码。用户产生内容的web2.0服务属于这一类型的，而那些没有用户关系网的早期博客网站也属于这一类型，因此第二等级其实也可以细分为有关系网的和无关系网两个子等级，前者包括豆瓣、人人、微博等网站，而后者包括博客大巴等生产内容的网站。

第三个等级是电商密码。电子商务网站如淘宝、京东等网站记录了用户的敏感信息，例如家庭地址、购物信息甚至银行帐号，有的还有可以用来购物的电子现金。

第四个等级是资金密码。所有涉及网银或支付宝等直接资金流转的密码都属于这一最高等级的密码。

除了第四个等级，前三等级的帐号和密码在同一等级中的各种互联网应用中使用是可以理解并且相对安全的。但是这一切在密码明文存储面前都是浮云。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从技术角度来解释为何这么多的网站会不约而同使用明文存储用户密码，所以我们不得不用阴谋论。

不少人相信，此次大规模的密码泄漏的源头是某政府部门。他们同时愿意相信，某部门拥有如此多的密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做了黑客，而是他们要求各家网站上交用户帐号和密码以便监控。

另一个事实是，某部门的内容监控其实通常是直接在网站的服务器端进行的，换成人话就是：所有经过国内服务器的内容对某部门而言是几乎是透明的。那么某部门为何还需要用户的帐号和密码？

1918年美国加入一战时，蒙大拿州颁布《反煽动叛乱法》，比如你说战时食品管制是个笑话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被最长关20年。共有79人因此法案以各种言论罪入狱。2006年，蒙州州长为这些人平反，并祈求宽恕，他说，每个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利。

恐惧历来是自由的大敌。1940年时，拒绝向国旗敬礼的人会被赶出公立学校。仅3年后，这种强制表达忠诚的行为被判定违宪。但二战后，忠诚度调查充斥政府机构，20年代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情绪重返美国，对言论和信仰自由的践踏直至越战前才有所缓和。

当今的美国人很难相信对色情内容的审查离他们并不遥远。1956年时还有书商因卖某些书被起诉。英国人也是如此，直到1968年政府才停止对剧目的审查。不过好在现在他们有了共识，“最好的审查，是人民自己担任公众舆论的监护人，而非政府”。

经历了大屠杀和极权主义阴影的欧洲人不能理解美国对仇恨性言论的宽容——前者通常限制纳粹或者共产主义言论。美国人认为公开讨论反而能提供保护，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唯有与不同文明对话才能塑造人格。不过作者认为那种会转化成即刻的危险行为的言论应该被限制。

即使第一修正案也不能轻易带来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何况第一修正案成为被认可的保障自由的信条也不到百年。敢为天下先的判决、勇敢的法官、坚持的媒体和富有信仰的民众抗争才共同塑造了今日的美国。

《言论的边界》是一本让中国人沉静又悲观的书。一方面，我们能够在书中看到，无论是出版自由，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对仇恨性言论的态度，美国的现状都值得被称道。但是如果想要在这种光环下找到中国的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前景，众多短板会给你泼冷水——即使美国用臭名昭彰的《反煽动叛乱法》清除战争的异见时，法律和司法系统依旧是不变的权威，变化仅在于法官的观念。我们能多次在书中看到，美国言论自由的发展历史中，许多转变都出现在法官身上，我甚至愿意用“天佑美国”这种感情化的词汇来形容那些依靠富有责任感和勇气的法官带来的言论状况的改变。

将法官对《第一修正案》的态度喻为奉如神明也许并不为过。美国先贤的意见始终贯穿法官对第一修正案的理解和延伸。这在宪法几乎等于摆设的中国又是令人唏嘘的一点。我们还在反对传统和对传统的重建的矛盾之中，百废待兴之后重建正常秩序的机会，已经在上个实际中叶被彻底浪费。

唯有抗争，能够让中国人感到温暖。那些因为发了一句牢骚就被丢进监狱的美国人和遍布中国的因为在网上发帖指责政府领导人而被问责的普通人一样值得尊敬。《言论的边界》告诉你，言论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信会有一天，同样会有人郑重告诉那些因言获罪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利”。

推文的内容覆盖了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进程，同时特列了当时的战地照片和影片作为目击的证据。

24岁的发布者Alwyn Collinson说，这一项目是为了帮助人们“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希望运用twitter将历史带给现在的人们，帮助他们身临其境地理解历史，而不是通过通常的间接叙述，”他说。

“我想人们看到当时的人，就像他们就在一旁那样。”

就已有的推文看，最忙的一天发生在9月26日，这天德军对华沙发动最后袭击。Collinson通过波兰士兵和平民的视角展示了这一过程，并针对twitter140字符的限制作了删减。

“伤员源源不断送来，病房饱满，我们不得不将那些没得救的留在走廊。”一条来自护士Jadwiga Sosnkowska的推文这样写道。

“推文完全是事件驱动的，”Collinson说，“那些展示当时人们关心内容的素材，例如新闻报道都能在网上找到。”

“我一个人在更新这些推文，不过现在已有志愿者将推文翻译至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俄文（译注：中文也已开始翻译）”

Collinson打算要更新6年的整个战事。他的祖父在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时被俘过。

“我并不打算草草了事，”他说。“我知道那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via telegraph

毫无疑问，那些目之所及距离现今越近的历史学家就越危险。于是，当港版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把年代写到1995年并细致地描述过去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时，国内历史教科书只能识趣地以只言片语带过。

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确实是两回事。若因教科书而藐视国内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便会遭受那些认为国内记者不配称为记者的人相同的待遇——是的，他们忽视了环境。如果我们结合了国内的环境来看历史学家——尤其是近代史学家——会发现他们的确和记者一样是最苦闷的人群之一。

那些整天把头埋在发黄的线装书中的人们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将所有的历史文献电子化并可检索要比陪养一群爱看线装书的历史学家的花费高得多，尽管对于那些尤其需要他们的人来说，后者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当历史学家沿着过去的历史的轨迹回首当下时可能会感到遗憾，因为那些忠实描述历史的想法都被自己扼杀在脑中了。有一天他们会希望那些由冰冷的机器组成的搜索引擎能够早些代替他们这些类似“问答服务”的血肉之躯。

历史并不单纯记录过去供人们作文献式的查阅，历史同样被用来解释当下。中国近现代史承担了太多的解释功能，以至于史学家们本该如数家珍般谈论毕生所学时小心翼翼。历史学家章开沅说，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品格。

然而史学家还要学会抵御忧伤。大众媒体上并不缺乏他们谈论历史的文章，但如果他们忘记界限，忧伤便会随之而来。现实告诉他们，代表大众文化传播者的媒体并不被鼓励去帮助民众重新解读那段历史，无论是教科书问题，还是再次发现上个世纪初的外交历史，都联结着当代人的敏感神经。

显然我们没有忘记延续自己的文明，那些忧伤就比忘记历史要令人宽慰。一方面，历史学家需要心情愉快的参与他们心知肚明的残缺的文明的传承和重新建构，另一方面，他们明白，总有一天他们会沉浸在无尽的忧伤之中，他们的子孙可能会问，当年你做了多少？

和众多人文社科领域一样，极致的细分领域能够让历史学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可是有些事情是躲不开的。许多深知这一点的国外学者的著作的扉页甚至都能令众多国内史学家忧伤——寥寥数十字的扉页写着他们早已扼杀在脑中的想法。这些著作在进入国内时自然成了“洁本”。面对没有脏东西的洁本，国内史学家们和它们又在同一层面了。

不过，至少他们还有“环境”作为抵御忧伤的良药。有明显的信号告诉他们，这种环境将会多少年不动摇，可能这会成为效果最长久的膏药吧。

邪恶的分数还能再现么？

我在影片上映前就说，如果单位愿意出钱请我们去看这部影片，我还是会去看的。不过情况并不十分如人意，比如，我现在属于还没有单位的青黄不接的状态。又比如，ring突然表示要去看看明星。于是我就提前花钱看了这部名声极臭的电影——一大遗憾是，原本我希望能够在学校周围这种愤青较多的影院中观影，以便在影片高潮时能够和大家一起高喊打倒啥啥之类的，可惜最终走进了一座小城位于郊区的影院了。

建党伟业在上映之初就披上了谜一样的色彩，例如豆瓣直接删除了影片的条目，时光网关闭了本片的评论和打分。唯有Verycd的条目坚挺地保持2.2分的评价。删除了条目的豆瓣曾经给出了5.1分的评价，不过据各位好事者根据评分真实计算的结果，得分低于2。这种充满喜感自我发挥，说明网站并没有接到需要对建党伟业进行处理的明确通知。

抛开应当被理解的心情的元素，我觉得对这么一部奇葩的影片打分也是需要凭良心来的，因此在读后感的末尾，我也会打出一个靠谱的分数——与众多没有看过影片就评分截然不同的。

1.看完电影后，ring说，她想成为革命的先驱。这与之前网上一条评论称有一种建党的冲动和豪情相呼应。如此看来，影片在煽动和教科书式的专业指导方面是成功的。

2.ring说，这片子还没有建国大业好看。我想要评价下这条评论，不过我想不起来建国大业的内容了，只记起来蒋公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之类的好词。就这些零碎来说，建国大业是更加具有时代精神的应景之作，而建党伟业则过于隐晦了。正经地说，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并不如抗战和内战那样被不停炒冷饭，这将导致影片的代入感不如建国大业，众多历史人物的名字甚至过于新鲜。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建党伟业显然是在描述一个更加低门槛的事件：一个导火索，一群学生，一帮演讲鼓动者，以及无数过着惨淡生活的人。这远大于建国大业的教育意义，相比于需要有军火和流血，前者更加有操作性和现代性。

3.之前有无耻报章剧透说，影片描述五四运动那段最具有感染力。看完之后，我认为是的。看的浅的人会摩拳擦掌，看得深的人则泪流满面。巴黎和会确实是一个现成的民族主义的植入元素，能够调动观众的情绪，这比叶问中那种生硬的瞎编剧情要好的多。ring的朋友说她在流泪，因为觉得很感人。随后ring发现我也在流泪，我说，我看着五四想（五+一）四。我记得有老师说，看十月围城泪流满面，因为想到百年前的先驱们誓言争取的自由和民主至今仍旧未能实现。建党伟业调动这种情绪的功能略弱，但仍不失。

4.影片关于毛和TG的叙述其实并不占大头，我反而觉得，用大量篇幅叙述民国之初的乱象并直白表明只有TG和马克思主义才能结束这种局面的生搬硬套有种动画片般的幼稚。建党部分的呈现甚至是与影片的前半部分割裂的。影片在建党最后用了一些抒情的画面和音乐意图营造高潮的气氛，可惜，高潮在五四运动那节已经过去了，而那与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制作者还是用心良苦的。

5.从十月围城到建党伟业，这种讲述先人们追逐更美好的制度和生活的作品是充满悲情的教科书。你会发现，那些能够调动情绪的桥段都是由公开演说引起的，但是演说者通常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捕。那些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真有凝聚力的桥段中会有不开枪的士兵，而你担心这种士兵在今天再也不存在了。教科书并没有过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是一个导火索，一次联络，一次煽动，带来一种变化，但是在这片国土上，这种教科书式的运动成了剧院里的怀念。看着学生冲入章宗祥的院子而持枪的守卫纷纷让道，你是否觉得，袁老师说过的话是真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TM是骗人的。

6.影片中并没有来得及讲到李大钊的死亡。彼时，李的《庶民的胜利》激励了毛，这似乎是其发动民众的思维的来源。而今日，庶民是否能够轻易地胜利？社会变革所要面临的对象已经牢固得如同铁桶一般，变革的成本无限增加，当年推崇的庶民的胜利的TG，已经成了阻止变革者。

起初在看了众多吐槽和批评之后，我觉得看这个片子是比较令人不齿的。但是看完之后我还能写出来，证明对于我，这个片子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为此，我要为这片子评分。

我觉得，可评6.4分，童叟无欺。

如果能够给我一个回忆的机会，我可能会不厌其烦、静静地坐下来想，或许那是师大在线最令人欣喜的发展状态。

但同时，那也是一种令人操心的状态。想想看，一群年轻气盛的校园记者敲开某个重要的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门，告诉对方，如果不能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便不得不在报道中展示该部门不愿面对问题的窘像。

在我亲历的众多类似的场景中，那些喜爱面子和正面报道的负责人多半会将记者拦下，用圆滑的回答表示将会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那种最“令人欣喜”的状态下，师大在线确实在内容上成为一个准市场化的媒体，我们除了和其他媒体一样善于捕捉校园里的新鲜事，也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一家能够被信任的校园媒体，在内心深处，她的成员们被训练成真正的记者那样，忍心将自己多年生活的地方鲜明地分成完美和糟糕，歌颂其完美，同样毫不留情地向人们展示那些不愿示人的部分。

不禁回想起这些令人惭愧的细节是因为，作为高校宣传机构，当时的师大在线未曾明显地向自己的成员强调宣传、和谐和妥协，却不厌其烦的训练记者和编辑的锐利的眼光、挑剔的词句和对冲突的直觉。在有助于实际问题解决的前提下，我们训练记者，去抓住管理部门和学生的冲突，因为我们相信，暗示的冲突和矛盾能够帮助人们从外部理解事件的核心，并有助于达成一种妥协。

那个时候，不安分的师大在线不断尝试突破校园新闻报道的规范。师大在线已经不满足于宣传和暗示，而是用更加公开、深入和广泛的新闻覆盖来体现责任媒体的态度：我们报道学生与后勤部门的矛盾，报道校园交通事故，报道学生对教务部门的不满。

在国内，大众媒体的关注度主要来自于对不健全的政府职能的补充，媒体但当了原本政府、司法等机构的责任。在高校，年轻的新闻人也在通过对学生和管理部门冲突的关注中探索校园新闻的一种发展方向。

直到后来，我才从一位老师的口中了解到，如果没有主管老师的关怀，师大在线这种令人操心的状态难以维持太久。和大众媒体一样，会有被关注的职能部门对报道提出不满。难以置信的是，那些可敬的老师们说服了不满者，他们告诉对方，不要高估报道的负面影响力。

其实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准确评估那些负面报道的影响力。在一个忙碌的高校系统中，不起眼的实验性的校园新闻报道并不总能抓住重点。有时候，年轻的学生们也会将自己打扮成意见领袖，发表略带情绪的脱离自己知识体系的评论。它们也并不总能受人关注。尽管如此，师大在线未停止过要求自己的成员用挑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作品和各路投稿。多年以后，相信这种严格的训练已经随着许多进入社会媒体岗位的同学走出了校园。

一个人选择自己的职业或许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人们习惯于在家庭、爱人和兴趣之间博弈，但是我们却对在四年大学生活中选择一段做新闻的业余生活充满主动权。这段业余生活让我们时常放弃自己的周末去参加不靠谱的会议和活动，却让我们也在娱乐和严肃的变换间思考生活、找寻友谊。

奥巴马就是这样一位领导，至少在芮成钢眼中。连续两年参与报道G20峰会，芮成钢都没有发现其实奥巴马和国内具有女友气质的领导有所不同。这阻碍了他的判断力的增长——为了与领导的气场类似，芮成钢觉得自己应该拉一面大旗放在自己身后遮盖那烂菜叶一般的问题。如果看过《七龙珠》，芮成钢的行为就再好理解不过了——他不就是在造一个元气弹么？

嘴皮子上的功夫如果需要制造一刻元气弹，那只能说明他是虚弱的。中国记者在国内和领导过惯了阴盛阳衰的日子，出去就算见了大场面，也习惯性的硬不起来。这也是一种他们可以推脱的虚弱，我们定义的媒体和记者本就是人的一个部位——喉舌——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记者本身的工具意识固然四处弥漫却也不是无法克服。不过，芮成钢从高考状元到国外一流大学的访学经历似乎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它们现在最大的作用估计是让评论者“难以置信”的感叹更加沉重一些。

中国现有政权下的记者们原本就是党创造出来面对民众的工具，他们开口的时候代表了党。而当他们乘着市场化的快车反过来向党和党的领导发问给民众看时，一种吃里扒外的罪恶感就油然而生。于是记者们就用代表民众来减少胆怯和罪恶。记得大学教授新闻采访和写作的老师举了一个例子，那是一个关键时刻问对问题的典范。98年水灾，某武汉媒体的记者抢到一个提问总理的机会，他说，自己代表武汉市民问一个问题，武汉是否安全。总理给了肯定的回答。这是一个受过国内教育的人很难质疑的提问。中国的传统讲究名正言顺，记者缺乏独立性和独立人格，他们找不到说服自己与官员平等交流的正当性，而唯有以整个民众群体为代表，才心安理得。

和暴脾气的女友对话其实和这个差不多。男人们通常很难和女友进行纯粹的交流，你得不停的声明自己是为了对方好。男人们恨不得有个仪器来检测女友的脾气指数，以便做好对策。今日的记者之职责，问责官员也是其中之一，不通过人与人的平等交流，动辄代表全国代表亚洲，用几亿人道德去盛气凌人，这种自我壮阳恐怕也是胜之不武。

2010年上半年，发生至少12起员工坠楼死亡惨剧让人们对富士康这家庞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颇为感兴趣。但是由于富士康并未向媒体完全开放，媒体报道也仅仅限于发布会性的记录。2010年05月13日，南方周末带着一篇《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出街。这是一篇由报社实习生卧底富士康28天后写作而成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富士康普通员工的生存状态，以求揭示富士康员工跳楼之迷。

同样是报道富士康负面新闻，2006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曾以一篇《机器罚你站12小时》遭富士康起诉。即使最终和解，但是富士康对媒体负面报道持极为敏感的态度是众所周知。南方周末这篇卧底报道没有引起富士康的反应，恐怕是由于富士康正处在员工连续跳楼、政府调查介入的漩涡之中，无力理会所致。虽然南方周末卧底报道终获安全，但是对这种卧底隐性采访的侵权可能性仍旧有讨论的价值。

从法律角度看，南方周末的富士康卧底报道并未透露富士康公司的商业机密，只是涉及了公司员工的普通生活状态的描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记者进入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新闻采访，而不是务工，这确实是一种欺骗行为。其次，富士康作为一家私人企业，没有义务向公众公开工厂内部的环境设置、运行方式，南方周末在未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公开报道了工厂内部的部分运行状况，也可视为侵权。再次，从现有媒体报道看，富士康员工频繁跳楼或许与其工厂内部运行结构设置有关，工厂为了生产效率而实行一套奇特的内部制度，缺乏人性。尽管有员工“坠楼”死亡，但这套内部结构并不违法。采用欺骗手段进入私人企业内部公布其并不违法的运行细节，这种行为缺乏媒体监督的正当性前提——毕竟那不是一个如黑砖窑的杀人魔窟。南方周末卧底报道本身也未出现新的材料来有力证明卧底报道的合理性。因此，南周的这一卧底采访更应该被分类为“取悦读者获得声誉”而进行的报道。

这种隐性采访将面临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众多诘问：

隐私侵权风险。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其内容一般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个人信息和生活情报的控制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个人对其隐私的利用权。在隐性采访中，最容易发生侵害隐私权的冲突。公布被访者未事先知晓采访意图获得的对话内容，也应当被认为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因为被访者没有授权的可能性。受访者与冒充工人的记者闲聊、交换个人信息和生活状况，显然是在其不知道记者身份的前提之下，直接公布这些细节，被访者有当然的事后追责的权利。

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及知情权的冲突。舆论监督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方式和结果，但在隐性采访时，被采访对象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思想的，他（她）是否愿意表达、采取何种方式表达等权利都被忽视，而言论自由包括说还是不说的自由，如何说以及说什么的自由，这就导致了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的冲突。被访者事实上处于一种强制被访问的状态，如果有选择，他可能不会说某些话做某些动作。这是一个人的自我保护的权利。隐性采访破坏了这种个人权利。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富士康的工人被描述为“不确定未来方向”“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的人，这种违背被访者主观意愿的外部定性是不合适的。人们有权有“真实的自我”与“向公众展示的自我”的差别，媒体不应为了自身利益或者所谓公共利益去侵犯普通个人的这种权利。

这些潜在的风险是一种警示。媒体经常通过这种隐性采访的轰动性结果夸大自己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影响，更何况南周的卧底报道存在立意为先、灌注事实的缺陷。在一个走向文明和法制的社会中，媒体记者应正确把握隐性采访的度，合理利用隐性采访。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隐性采访必须合法，二是隐形采访不能为了公共利益侵犯了正当的私人权利。后者在当前媒体环境下是一种奢求，但是它告诉我们，隐性采访极容易伤害普通人的正当利益，这些人可能与媒体所宣称的公共利益毫无关系。这一前提下，隐性采访不是一种取巧，而是一种无奈。

（这是我的课程论文中能见人的一部分）

后来者iPad肩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因为它既是出版业的潜在革命者并需要兼任“Kindle杀手”，同时也是传统新闻业的革命者——随着iPad发布的时代杂志和之后发布的连线杂志均展示了iPad出版的美好的图景。但是它们是否准确的展示了阅读方式变革背后传媒业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走向？许多老牌的媒体至少还没有笃定走这条路——在被迫破产之前，它们趋向于利用自己已有的影响力来做盈利的尝试。新闻集团不喜欢Google News免费获取他们的内容已是众所周知，泰晤士报的在线内容也在7月2日刚刚停止免费开放。甚至，在这场还看不到未来的传统媒体变革中，还有人民日报受挫的身影。

阅读提示：这篇文章有三个部分，这里仅是第一部分，剩余部分不会另发文章而是继续写作。

这篇文章是某个课程论文的雏形。文章暂时假定读者熟悉媒体业，故此“那些等不及的就关门了，还留有残念的则撤了他们的实体报纸，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纯粹的网站”这种词句暂时不详细说明。全文完毕后会统一注释。若造成阅读困扰深表歉意。

update:7.5更新：传统阅读优势何在

我们可以把这些传统媒体的动作理解为，变革者正在努力成长，而市场却没有那么快接受它们。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那些等不及的就关门了，还留有残念的则撤了他们的实体报纸，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纯粹的网站。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其实是阅读变革造成的信息获取需求的改变造成的：没有人说网络时代我们就不再需要新闻了。我们不太喜欢“报刊消亡论”这种蛋疼的猜测，所以仅就当前正在被技术和新产品变革的阅读和媒体的可能应对做一些系统的描述。

传统媒体正在面临的挑战

1、发行量下降。据说《时代》和《新闻周刊》都在主动减少自己的发行量。没有媒体不喜欢高发行量，除非真的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愿意掏钱购买。

2、广告减少。没有发行量的保证自然就没有广告。

3、高发行成本。这是传统媒体的硬伤。根据美国穆迪公司的报告，印刷和发行环节的成本，占一份报纸总体运营成本的83%-84%。

4、互联网免费内容冲击，读者向免费电子内容流失。默多克要求Google News停止抓取并索引新闻集团旗下网站内容，不过即使如此，读者总内在各种媒介中获取他们需要的内容。从我们的现实经验看，如果某家媒体刊登了一篇超出常规尺度的报道并被宣传机构要求删除，感兴趣的人们通常能够在各种web 2.0网站看到它，因为无数的“自媒体”会迅速复制它。免费的内容在互联网的不断革新中变得难以阻挡。我们已经进入了分享主义的互联网社会中，这是与传统媒介发行最大的区别。通常我们在街头购买一份报纸是因为我们信任这份报纸，而我们很少因为信任一份报纸而每天都去它的网站进行某种类似我们在路边买了早饭之后顺便要份报纸这样的“例行阅读”。互联网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信息加工体系，传统媒体引以为资本的独家信息已经被动的融入这个体系之中，它们快速出现在各种博客、论坛、即时消息平台、微博客等各种社会化网络中，那无疑是免费的。这张庞大的网络决定了用户即使是被动接受，也能跟得上信息的洪流。而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懒惰的用户已经成了决定者。

5、单向度话语权遭挑战。不只是是中国媒体，这是传统媒体都有的怀旧病。一篇报道引发反战潮，一篇报道扳倒一个总统，这是已经媒体的权力的过去式。在中国，发展在幼儿阶段的媒体们还在党的关怀下享受着最后的权力。如果twitter在国内是一家能够自由访问的网站，相信这种被关照的权力将会大大缩水。媒体已经开始大量引用微博客的信源，信息发布呈现出多维的状态。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可能更加可信——突发事件后人们通常会等待传统媒体机构进行证实——但绝不是最快的。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常常成为读者已有信息的印证，而不是信息本身。这是对传统媒体单向度传播的一种颠覆。当然这种颠覆会遭到反抗。就像在中国的规则中私人经济总是一种补充而不是自然因此需要格外监管一样，中国的传统媒体经营者经常指出指出新媒体存在的自发、不准确等“不成熟”的问题。传统媒体认为新媒体应当在自己设定的框架内运行。

6、传统媒体打包销售的模式还能继续吗？传统媒体依靠出售媒介载体本身而存在。出版社根据生产和发行成本来给书籍定价。对于他们来说，书上印的文字和纺织品生产商眼中的纺织品上印的图案没有区别。去书店看看就会明白，一本好书和一本烂书的价格其实是相当接近的——因为所用的纸张成本接近。认真想起来确实是很不可思议，长久以来我们自称买书买报，其实我们是在买纸。而当前，存在不需要购买媒介而获得内容的机会。如泰晤士报那样取消在线内容免费提供的方式并不是对这种状况的精明回应，因为此举没有适应普遍用户的传统获取内容的途径——人们在地铁站口的售报箱中还是不得不为了阅读某个事件的评论而购买整份报纸。打包销售模式体现了传统媒介的特点：强制，单向。这种模式流行于用户必然消费媒介的时代：不购买媒介，你无法获取内容。大多数传统纸媒仍停留在打包销售的阶段：为了看报纸中的情感讲述，你必须购买整份报纸。通常广告会占到半份以上，媒体用这些广告费用来抵消低价销售给你的媒介成本并获得盈利。事实上，媒介形态不能单独决定媒体是否采用打包销售的模式，例如，中国的门户网站是否属于打包销售的模式就很有商量的余地。用户必须在满屏的标题中费劲的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一小部分内容，整个屏幕如同报纸的整个版面一样充斥着近半的广告。互联网的内容形态并不能给予他们清白的身份，我们不承认“凡是互联网就不是传统媒体”这种假定。

传统阅读优势何在？

这是个思考还不太周全的段落。我们还完整的生活在传统阅读的环境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去图书馆借厚重的书，然后抱回自己的住所。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们禁止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扫描他们的出版物。原本最应该有想象力的作家们在数字阅读的变革之前成了毫无想象力的人——当然韩寒除外。

在传统阅读的优点描述中，我曾不止一次看到人们描绘了“床头阅读”的场景，看起来多像是人们进行临睡前的阅读来帮助自己改善睡眠。设想这种阅读场景以证明传统阅读不可代替的人同时固化地设想了一成不变的阅读环境。人们善于将理想中的阅读画面作为设定的起点，却忘了，阅读在变革，阅读环境更在变革。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是没有消亡的，从无书时代、纸书时代到电子书时代都是如此。这种不变的需求决定了传统阅读的“优势”在阅读方式的不断变革中是能够被替代的。这就好比，虽然“电子书”这个概念会立即让闻者联想到小屏幕、低分辨率、费劲的阅读体验等足够的抱怨。然而人们确实已经在这种看似无法与传统阅读的美妙体验相提并论的新阅读环境中完成了大量的阅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图尽量总结出几项传统阅读的优点：

1、装饰性。前文已经提到，传统媒介购买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内容。而传统阅读的装饰性无疑是不可替代的，那些为了摆而不是为了看的书、那些同样内容却要分开精装版和平装版的书能够容易得说明这一点。装饰性存在于阅读的整个过程。阅读中，媒介本身可以用来装饰读者；阅读后，读者常用媒介内容来装饰自己。前者可能还会受人鄙视，后者则几乎是人人都在干的事情。

2、生活性。这并不是传统阅读的固有优点，而是当下的优点。传统阅读不受设备的限制，几乎能够随时获得。街边的报摊，路旁的发单员都能提供便捷传统阅读。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在小吃摊喝豆浆时手中会抓一张刚出街的都市报，你可能无法想象他拿着一台kindle阅读当天的电子报纸。这难道不是一种偏见，认定阅读方式和环境无法改变？

3、满足媒介实用性。对很多人来说，报纸不只是用来看的，还是用来垫的。同样，书不仅可用来阅读，关键时刻也能当板砖防身。技术革新带来媒介形态不断变革从未脱离实用性的需求，这点相当奇特。竹简可以烧火，布帛可以遮体，纸张可以擦拭。唯独到了电子阅读时代，阅读脱离了通用的媒介而存在。花4.99美刀在iPad上购买一期《TIME》会让不少人无法接受，这甚至比让人接受“软件收费是合理的”更加困难，因为软件从来就是数字的，而电子化的《TIME》更像是灵魂出窍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