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半年，发生至少12起员工坠楼死亡惨剧让人们对富士康这家庞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颇为感兴趣。但是由于富士康并未向媒体完全开放，媒体报道也仅仅限于发布会性的记录。2010年05月13日，南方周末带着一篇《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出街。这是一篇由报社实习生卧底富士康28天后写作而成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富士康普通员工的生存状态，以求揭示富士康员工跳楼之迷。

同样是报道富士康负面新闻，2006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曾以一篇《机器罚你站12小时》遭富士康起诉。即使最终和解，但是富士康对媒体负面报道持极为敏感的态度是众所周知。南方周末这篇卧底报道没有引起富士康的反应，恐怕是由于富士康正处在员工连续跳楼、政府调查介入的漩涡之中，无力理会所致。虽然南方周末卧底报道终获安全，但是对这种卧底隐性采访的侵权可能性仍旧有讨论的价值。

从法律角度看，南方周末的富士康卧底报道并未透露富士康公司的商业机密，只是涉及了公司员工的普通生活状态的描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记者进入公司，其目的是为了新闻采访，而不是务工，这确实是一种欺骗行为。其次，富士康作为一家私人企业，没有义务向公众公开工厂内部的环境设置、运行方式，南方周末在未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公开报道了工厂内部的部分运行状况，也可视为侵权。再次，从现有媒体报道看，富士康员工频繁跳楼或许与其工厂内部运行结构设置有关，工厂为了生产效率而实行一套奇特的内部制度，缺乏人性。尽管有员工“坠楼”死亡，但这套内部结构并不违法。采用欺骗手段进入私人企业内部公布其并不违法的运行细节，这种行为缺乏媒体监督的正当性前提——毕竟那不是一个如黑砖窑的杀人魔窟。南方周末卧底报道本身也未出现新的材料来有力证明卧底报道的合理性。因此，南周的这一卧底采访更应该被分类为“取悦读者获得声誉”而进行的报道。

这种隐性采访将面临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众多诘问：

隐私侵权风险。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其内容一般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个人信息和生活情报的控制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个人对其隐私的利用权。在隐性采访中，最容易发生侵害隐私权的冲突。公布被访者未事先知晓采访意图获得的对话内容，也应当被认为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因为被访者没有授权的可能性。受访者与冒充工人的记者闲聊、交换个人信息和生活状况，显然是在其不知道记者身份的前提之下，直接公布这些细节，被访者有当然的事后追责的权利。

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及知情权的冲突。舆论监督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方式和结果，但在隐性采访时，被采访对象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思想的，他（她）是否愿意表达、采取何种方式表达等权利都被忽视，而言论自由包括说还是不说的自由，如何说以及说什么的自由，这就导致了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的冲突。被访者事实上处于一种强制被访问的状态，如果有选择，他可能不会说某些话做某些动作。这是一个人的自我保护的权利。隐性采访破坏了这种个人权利。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富士康的工人被描述为“不确定未来方向”“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的人，这种违背被访者主观意愿的外部定性是不合适的。人们有权有“真实的自我”与“向公众展示的自我”的差别，媒体不应为了自身利益或者所谓公共利益去侵犯普通个人的这种权利。

这些潜在的风险是一种警示。媒体经常通过这种隐性采访的轰动性结果夸大自己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影响，更何况南周的卧底报道存在立意为先、灌注事实的缺陷。在一个走向文明和法制的社会中，媒体记者应正确把握隐性采访的度，合理利用隐性采访。在隐性采访中，记者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隐性采访必须合法，二是隐形采访不能为了公共利益侵犯了正当的私人权利。后者在当前媒体环境下是一种奢求，但是它告诉我们，隐性采访极容易伤害普通人的正当利益，这些人可能与媒体所宣称的公共利益毫无关系。这一前提下，隐性采访不是一种取巧，而是一种无奈。

（这是我的课程论文中能见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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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者iPad肩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因为它既是出版业的潜在革命者并需要兼任“Kindle杀手”，同时也是传统新闻业的革命者——随着iPad发布的时代杂志和之后发布的连线杂志均展示了iPad出版的美好的图景。但是它们是否准确的展示了阅读方式变革背后传媒业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走向？许多老牌的媒体至少还没有笃定走这条路——在被迫破产之前，它们趋向于利用自己已有的影响力来做盈利的尝试。新闻集团不喜欢Google News免费获取他们的内容已是众所周知，泰晤士报的在线内容也在7月2日刚刚停止免费开放。甚至，在这场还看不到未来的传统媒体变革中，还有人民日报受挫的身影。

阅读提示：这篇文章有三个部分，这里仅是第一部分，剩余部分不会另发文章而是继续写作。

这篇文章是某个课程论文的雏形。文章暂时假定读者熟悉媒体业，故此“那些等不及的就关门了，还留有残念的则撤了他们的实体报纸，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纯粹的网站”这种词句暂时不详细说明。全文完毕后会统一注释。若造成阅读困扰深表歉意。

update:7.5更新：传统阅读优势何在

我们可以把这些传统媒体的动作理解为，变革者正在努力成长，而市场却没有那么快接受它们。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那些等不及的就关门了，还留有残念的则撤了他们的实体报纸，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纯粹的网站。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其实是阅读变革造成的信息获取需求的改变造成的：没有人说网络时代我们就不再需要新闻了。我们不太喜欢“报刊消亡论”这种蛋疼的猜测，所以仅就当前正在被技术和新产品变革的阅读和媒体的可能应对做一些系统的描述。

传统媒体正在面临的挑战

1、发行量下降。据说《时代》和《新闻周刊》都在主动减少自己的发行量。没有媒体不喜欢高发行量，除非真的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愿意掏钱购买。

2、广告减少。没有发行量的保证自然就没有广告。

3、高发行成本。这是传统媒体的硬伤。根据美国穆迪公司的报告，印刷和发行环节的成本，占一份报纸总体运营成本的83%-84%。

4、互联网免费内容冲击，读者向免费电子内容流失。默多克要求Google News停止抓取并索引新闻集团旗下网站内容，不过即使如此，读者总内在各种媒介中获取他们需要的内容。从我们的现实经验看，如果某家媒体刊登了一篇超出常规尺度的报道并被宣传机构要求删除，感兴趣的人们通常能够在各种web 2.0网站看到它，因为无数的“自媒体”会迅速复制它。免费的内容在互联网的不断革新中变得难以阻挡。我们已经进入了分享主义的互联网社会中，这是与传统媒介发行最大的区别。通常我们在街头购买一份报纸是因为我们信任这份报纸，而我们很少因为信任一份报纸而每天都去它的网站进行某种类似我们在路边买了早饭之后顺便要份报纸这样的“例行阅读”。互联网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信息加工体系，传统媒体引以为资本的独家信息已经被动的融入这个体系之中，它们快速出现在各种博客、论坛、即时消息平台、微博客等各种社会化网络中，那无疑是免费的。这张庞大的网络决定了用户即使是被动接受，也能跟得上信息的洪流。而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懒惰的用户已经成了决定者。

5、单向度话语权遭挑战。不只是是中国媒体，这是传统媒体都有的怀旧病。一篇报道引发反战潮，一篇报道扳倒一个总统，这是已经媒体的权力的过去式。在中国，发展在幼儿阶段的媒体们还在党的关怀下享受着最后的权力。如果twitter在国内是一家能够自由访问的网站，相信这种被关照的权力将会大大缩水。媒体已经开始大量引用微博客的信源，信息发布呈现出多维的状态。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可能更加可信——突发事件后人们通常会等待传统媒体机构进行证实——但绝不是最快的。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常常成为读者已有信息的印证，而不是信息本身。这是对传统媒体单向度传播的一种颠覆。当然这种颠覆会遭到反抗。就像在中国的规则中私人经济总是一种补充而不是自然因此需要格外监管一样，中国的传统媒体经营者经常指出指出新媒体存在的自发、不准确等“不成熟”的问题。传统媒体认为新媒体应当在自己设定的框架内运行。

6、传统媒体打包销售的模式还能继续吗？传统媒体依靠出售媒介载体本身而存在。出版社根据生产和发行成本来给书籍定价。对于他们来说，书上印的文字和纺织品生产商眼中的纺织品上印的图案没有区别。去书店看看就会明白，一本好书和一本烂书的价格其实是相当接近的——因为所用的纸张成本接近。认真想起来确实是很不可思议，长久以来我们自称买书买报，其实我们是在买纸。而当前，存在不需要购买媒介而获得内容的机会。如泰晤士报那样取消在线内容免费提供的方式并不是对这种状况的精明回应，因为此举没有适应普遍用户的传统获取内容的途径——人们在地铁站口的售报箱中还是不得不为了阅读某个事件的评论而购买整份报纸。打包销售模式体现了传统媒介的特点：强制，单向。这种模式流行于用户必然消费媒介的时代：不购买媒介，你无法获取内容。大多数传统纸媒仍停留在打包销售的阶段：为了看报纸中的情感讲述，你必须购买整份报纸。通常广告会占到半份以上，媒体用这些广告费用来抵消低价销售给你的媒介成本并获得盈利。事实上，媒介形态不能单独决定媒体是否采用打包销售的模式，例如，中国的门户网站是否属于打包销售的模式就很有商量的余地。用户必须在满屏的标题中费劲的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一小部分内容，整个屏幕如同报纸的整个版面一样充斥着近半的广告。互联网的内容形态并不能给予他们清白的身份，我们不承认“凡是互联网就不是传统媒体”这种假定。

传统阅读优势何在？

这是个思考还不太周全的段落。我们还完整的生活在传统阅读的环境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去图书馆借厚重的书，然后抱回自己的住所。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们禁止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扫描他们的出版物。原本最应该有想象力的作家们在数字阅读的变革之前成了毫无想象力的人——当然韩寒除外。

在传统阅读的优点描述中，我曾不止一次看到人们描绘了“床头阅读”的场景，看起来多像是人们进行临睡前的阅读来帮助自己改善睡眠。设想这种阅读场景以证明传统阅读不可代替的人同时固化地设想了一成不变的阅读环境。人们善于将理想中的阅读画面作为设定的起点，却忘了，阅读在变革，阅读环境更在变革。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是没有消亡的，从无书时代、纸书时代到电子书时代都是如此。这种不变的需求决定了传统阅读的“优势”在阅读方式的不断变革中是能够被替代的。这就好比，虽然“电子书”这个概念会立即让闻者联想到小屏幕、低分辨率、费劲的阅读体验等足够的抱怨。然而人们确实已经在这种看似无法与传统阅读的美妙体验相提并论的新阅读环境中完成了大量的阅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图尽量总结出几项传统阅读的优点：

1、装饰性。前文已经提到，传统媒介购买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内容。而传统阅读的装饰性无疑是不可替代的，那些为了摆而不是为了看的书、那些同样内容却要分开精装版和平装版的书能够容易得说明这一点。装饰性存在于阅读的整个过程。阅读中，媒介本身可以用来装饰读者；阅读后，读者常用媒介内容来装饰自己。前者可能还会受人鄙视，后者则几乎是人人都在干的事情。

2、生活性。这并不是传统阅读的固有优点，而是当下的优点。传统阅读不受设备的限制，几乎能够随时获得。街边的报摊，路旁的发单员都能提供便捷传统阅读。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在小吃摊喝豆浆时手中会抓一张刚出街的都市报，你可能无法想象他拿着一台kindle阅读当天的电子报纸。这难道不是一种偏见，认定阅读方式和环境无法改变？

3、满足媒介实用性。对很多人来说，报纸不只是用来看的，还是用来垫的。同样，书不仅可用来阅读，关键时刻也能当板砖防身。技术革新带来媒介形态不断变革从未脱离实用性的需求，这点相当奇特。竹简可以烧火，布帛可以遮体，纸张可以擦拭。唯独到了电子阅读时代，阅读脱离了通用的媒介而存在。花4.99美刀在iPad上购买一期《TIME》会让不少人无法接受，这甚至比让人接受“软件收费是合理的”更加困难，因为软件从来就是数字的，而电子化的《TIME》更像是灵魂出窍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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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公交车站和火车站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报摊购买带着解密或者某史标题的报刊时，我想不出来他们的阅读兴趣从何而来。而当我在同学家中看到他父亲床头摆满了各种牛皮纸封面的类似杂志，我终于可以从对他父亲的了解来思考这种报刊读者的阅读兴趣了。

同学的父亲是地方政府的一员，工作和生活较为顺利，但是也有继续升迁的渴望，即使有比较现实的年龄问题摆在眼前。虽然工作与纯粹的学问无关，但是他依旧热爱学习。

从政者看起来是这种报刊的一大阅读群体——除了公开出版的，甚至还有声称是内部发行的简易读本。在我翻到的几份标示北京某智囊机构出版的印刷刊物上，明显位置都有官员专供的提示。在中国，即便是县级以下的地方官员都有洞悉国际局势和遥远的京城权力斗争的渴望，似乎哪一天自己就能用上这些此刻完全脱离他们生活的学识。同样是对权力的追求，让这类报刊总是不愁销路，解密历史加上足以挑起民族自豪感的煽动性标题，就能轻易让人驻足购买。

和中国的大多数转型中的工业产品一样，这些刊物并不介意互相模仿，甚至雷同得难以分辨。新周报、新传奇、新世纪、新风采、新纪实、新关注、新发现、新读者、新天下、新视点、大参考。在武汉光谷广场附近的一个普通公交车站，带有上述刊名的报纸整齐的躺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名字类似，版型版式都趋于一致。

中国市场上的文摘类出版物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人文和励志类，他们自称是“心灵读本”，用讨巧的小故事来提供生活情趣，如《读者》。第二类是军事类，这类报纸不是吹嘘中国装备，就是暗示他国军事威胁。第三类是生活实用类，家里的老人是这类报纸的忠实读者。第四类即是这篇文章讨论的历史揭秘类。

历史揭秘类的报刊离不开政治，这种畸形而又流行的报刊细分体现了国内关于政治的矛盾：这是一个从小到大都需要你懂政治讲政治的国度，却也是一个不允许民众讨论政治的国度。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机构甚至要求民间的网站都必须具有“政治敏感”，在适当的时候为大局考虑关闭网站，而几乎所有的民间论坛都不厌其烦的告诉他们的用户，不要谈论政治。这矛盾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有一段将近半个世纪的混沌历史，在合乎“政治敏感”的范围内对其进行梳理和猜测，便成了这种报刊的谈资。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是这种政治性质刊物存在的基础之一，因为老大哥乐意看到读者之间没有互动。这段混沌的历史就惧怕读者的互动，拥有类似题材的网易历史就是因为充满了互动性，在2009年七月份后被一度关闭。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是，这个细分市场的竞争既已如此激烈，为什么各种有报刊出版资源的机构会一窝蜂的在这个市场投资？在那堆报纸中，新周报是一个记忆中的名字。在2004年10月26日，湖北知音集团以《新周报》这个刊名出版了一份严肃的时政类周报。这份报纸活到了当年到12月8日，短短45天时间，总共出刊七期，而短短七期已令其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尽管真理部通过内部的新闻简报否认强令新周报停刊，称是其自主停刊，但做一份严肃的时政周报不得，而只能依靠解密野史继续延续自己的生命，这已经足以展现中国严肃内容制造的缩影。新周报在当年可能不懂得政治家办报，不怎么讲政治，如今却把“讲述当年的政治”当作了自己的营生，这是不是一种讽刺？它印证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的在网上讨论的结论：因为严肃内容的大门关闭，媒体才越来越低俗娱乐和体现自己的商业性。这也能很好的解释国内夸张的扫黄和反低俗运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国内黄色文化泛滥的原因是由于政治改革步伐缓慢，人们在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无法通过正常的公开场合行使自己的政治表达权利，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淫秽色情作品表达自己的意见，“色情既是躲避现实生活中政治陷阱的最好手段，同时也是挑战政治伦理的有效途径”。

低俗和色情文化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身份的平等，当两个人在色情论坛中遇到的时候，会觉得双方都是赤身裸体，等级的差距消失了。人们在色情论坛中很少相互攻击，甚至连调侃和嘲笑都极少——当色情网站被国内视作非法时，访客们无疑会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着同样的“犯罪”的血液。面对一堆几年前的旧图和差之千里的标题，回复者也会礼貌的说：“老图了，还是感谢楼主”。这是他们在必须讲政治的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的乌托邦，因为高压的政治是等级森严的。

其次，低俗和色情文化体现民众的反抗。在轰轰烈烈的反低俗运动中，“草泥马”这匹神兽就是民众反抗网络言论管制的产物。当合法媒体和言论平台无法正常表达意见的时候，意见必然通过各种变体进行传达，低俗和色情作为当局不懈整治的对象，自然容易被当成情绪宣泄的载体。许多低俗段子的创作是政治领导人和情色场景的结合，这二者在反抗性的民众意见表达中扮演了相对类似的角色，前者拒绝被变革，后者不能被谈论，它们都是威权的代表。

中国是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地摊上的历史小报们一方面高尚的代表了一段混沌历史的解惑者，另一方面却可被视为低俗：他们被逐出谈论建设性的政治的大门，在商业和娱乐化的道路上又不得不依靠谈论另一种软弱又没有威胁的政治来生存。这只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必须接受的无数矛盾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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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用推文整理这种形式将近一周的简短的想法扩充，融进再思考，还是有益的吧。

「用户付费的前提是版权保护和内容多次分发的禁止，看到花钱买的内容免费出现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这和买了手机才一周价格就跳水一样令人不爽。」

这可以结合5月31日的一个新闻看：新京报认为浙江在线网站自2003年至2007年间非法转载7706篇文章，把此案起诉至杭州中院。但杭州中院裁定称，此案“不宜合并审理，应当予以分案审理”。这意味着新京报社若要“讨回自己的权利”，还得再经历7706场甚至更多的官司。

我的好几篇博客文章都关注付费内容的问题。付费内容面临的困难，较为明显的有两个：一是用户在看到内容前其实并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不是需要这些内容，这阻碍了一般用户对新闻和信息内容的付费渴望。因为和传统报纸时代不同，电子付费用户已经不再被假定具有“报纸刊登的就是重要的”这种思维定势。从实践来看，很多互联网用户接触到的大多数内容其实是依靠各种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分享而来了（例如我就经常会在各种微博客搜索“推荐阅读”等关键词）——这加速了重要内容的流通但同时也弱化了个体对信息的自我判断能力。这种语气像是批判学派的……事实上这种现状也并不坏，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对普通商品提供商的分工分化，那么我们也应当说服自己接受内容提供方式的分工和分化，有些人天生就喜欢自己挖掘内容，而有些则等着看“近期流行什么”。二是版权问题，也就是这条推文上说的版权保护盒内容多次分发的禁止。国内的平面媒体背负着舆论监督为民伸冤的重任，都过于看重门户网站的全国性辐射力，早早地将自己的内容卖给了门户网站，于是自己再去打算内容付费就是奢望了，人民日报先收费后免费的折腾过程就是例证。新京报诉浙江在线的案子让我们看到，国内对版权内容的保护的力度远没有“地方保护”力度大。其实新京报内容保护意识是比较强的，国内的大多数地方新闻网站都未与其签订转载协议，转载其内容时都是小心翼翼，通常挂上个中新网的名号。无奈新京报已经成为国内新闻的强势提供者，这在内容付费时代是一个可行的路线，就是专业化的内容细分。比如财经新闻，就更少的收到上述第一点因素的影响。

「百家讲坛因袁腾飞而遭整肃，因袁涉毛言论停播其古代史节目，这也是一种架构缺陷。Discuz!论坛程序的设计就体现了类似缺陷：用户账号因言论被删除后，之前所有发言也同样清除」

央视内部的通知说百家讲坛要整顿，以后进来的人一定要有单位政审。而之前的消息是，央视称袁腾飞录的百家讲坛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其节目停播，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票否决”思维。Discuz!作为国内流行的一种BBS程序，贯彻的就是这样一种一票否决逻辑。一个用户如果被删除账号或者禁言，那么他之前的任何发帖都变得不可见。有许多用户质疑这种设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进。《code》这本书对人的启发还是很大的，它让读者习惯从整个社会系统的架构来观察单个事物的问题，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尤其适合面对现在的中国。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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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主席令确认这部法律将在今年10月1日施行。

这部法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看，保守秘密的法律在字面上总是称维护国家利益，而潜台词一般都是维护政权的统治，但是规定任何公民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这可以认为是对时下热门的网络揭黑和网络反腐的一种防御。

1988年第一版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就有对公民保守国家秘密义务的规定。同时，现行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也可以视作对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的规定。新修订的保密法增加了许多涉及计算机方面的规定。但是这部5000多字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那些容易产生疑惑的问题。比如普通公民非主观故意偶然获得秘密，主动发布，是否需要负有该法规定的各项法律责任。比如一位网友在街上捡到一个优盘，内有某种他无法识别的符号和图像，他回家将这些内容传到twitter上让网友辨认。而事实上这是一份某国企人员不慎丢失的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工程的设计资料。那么这位网友是否需要为泄密负法律责任呢？我的意见是不需要，因为保守这一专门秘密的责任本不在他，他也无法识别这些秘密的内容。只要一个人不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秘密，都不应该被追究责任，而只能追究未尽保密义务者的责任。也就是说，保密责任不应该被转嫁。网友们在网上转载内容时附上的“我是文盲，转帖仅因为手抖无法控制”等无责任条款，其实就是不转嫁责任的一种诉求。

另外，这部法律对于秘密事项的规定仍旧如旧法一般笼统，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这种秘密事项的规定在去年就被国家部委利用。2009年，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义明向财政部和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信息的公开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财政部做出了书面回复：不宜公开。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对国家秘密定义的泛化解释，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来办事，出钱人却无权知道钱用到哪里去了，好比你请了装修公司装修自家新房，结果人家不肯告诉你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在缺乏权力约束，又缺乏现代政府意识的国家，这样一部保密法是不应该涉及到公民保密的。因为普通公民既没有给秘密定性的权力，也没有给秘密定级的权利，我们无法保证政府为了私利不对公民滥用保密法案。2004年湖南师涛案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情景：没有书面信息可以让当事人确认一份政府文件究竟是不是秘密，而对这份文件的秘密性质的确定，是在进入司法程序后，由控方通过保密局出具鉴定。民众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了十足的弱势。因此合理的立法，应当向民众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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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喜爱阅读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她选择购买本地都市报的标准已经变的相当庸俗：看哪份报纸送的东西好。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下，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都市报们似乎觉得，读者在购买自己的报纸时如果无法占到一包纸巾的实惠，他们就不会成为回头客了。然而，市场竞争的胜出并无助于报纸本身像那些新兴媒体那样革新自我的细节，提升用户的体验——在许多网络媒体，一个按钮的位置就能成为产品部门争论的话题；但是对于都市报而言，它们停留在永无止境的吸引用户之中，好似它们刚刚创刊一样。在无法提升内部细节的情况下，这个城市的都市报们开始推出“双头版”，第一个头版是导读和广告，第二个头版则是它们的过去，包含着简短的新闻正文。这是缺乏革新勇气的表现——市场要求它们具有简略的头版以提供有效的导读，而保守则令它们不能放弃过去，披上看似革新的外衣。

问题是这种细微的革新没有从本质上提升阅读体验。左图版面的广告已经接近一半，这种格式的版面几乎成为这个城市都市报的标准——在一个标着“新闻”的版面，你只能看到一半新闻，另一半则是广告。读者需要在繁杂的广告丛中寻找新闻。这种缺乏原则的新闻和广告排列混乱的流行版式强化了传统纸媒的“可丢弃”的特性，从而让犹豫不决的读者总是以报纸的厚度来选择——如果厚度均等就看哪家送的纸巾更好——以便阅读之后作为他用。

一份超过56版、混杂着难以分辨的广告的报纸增加了读者搜寻信息难度，提高了信息获取的噪音。一个并不成熟的小实验告诉我，一份广告混乱排列的报纸和一份新闻广告分明的报纸，普通读者在后者花费的时间却更多。这似乎说不通：新闻和广告分明让读者无需费力分辨信息即可阅读其感兴趣的内容，广告混乱则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了噪音。我们猜测，良好的阅读体验将帮助读者更加专注于信息的获取上，好比如果没有人打扰，我们可以玩上一天的电脑游戏一样。

当前科技提供的阅读体验像是后一种报纸的升级。早已存在的将电视节目完整的搬上网络并不是对新媒体的富有诚意的尝试，因为面对难以计数的选择的时候，用户可会愿意花费半个小时去看完整个“新闻30分”？门户网站为了信息多元的需要正在与传统电视媒体合作，使用视频画面来配合其文字新闻的描述。在《传统媒体的挑战（1）——科技改变阅读》我曾经提到了碎片化的时间中的碎片化的阅读，这是传统媒体利用自身资源应对挑战的出路。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设备上的尝试较为重视帮助读者提高不受干扰地获取关注信息的能力。信视可观与央视推出的一款iPhone软件是对碎片化内容提供的成功尝试，它照搬了央视的内容，它将大段的新闻节目切片，供读者按条观看。

在门户网站强势的国内，传统媒体的网络订阅看似不易，很少人能够接受自己在阅读收费信息的时候，信息同时在门户网站被免费展示。除了像《人民日报》那样的勇敢者敢于让读者订阅自己的电子版并接受失败外，众多报纸使用了方正公司的多媒体报纸解决方案，在网上提供免费的基于原始版面的电子版阅读，于此同时，他们往往自建“新闻门户”，将这些电子版的新闻整理归类。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再次走上“成为门户”的老路，热衷于新浪搜狐或腾讯那样密集展示整页的新闻。

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形式的报业多媒体称为另一种“传统媒体”，因为它并没有解决读者快速定位关注信息的需求。中国式门户新闻的最强烈需求者其实是新闻产品的二道贩子：媒体编辑，记者，手机报生产者等。他们需要门户网站来进行新闻的再加工，同时避免生产出重复内容。更多的普通人只关注门户信息中的一部分，有的只看游戏频道，有的则对娱乐狂热。忽视这种需求，假定读者将关注门户的整页，或者任由读者在门户中各取所需，这种媒体思维和当前的报业并无两样——一个人仅需要报纸中的就业信息却不得不购买整份报纸，这就是包括门户网站在内的传统媒体的保守固化。

这张图显示的是《凤凰周刊》为iPhone开发的一款软件，软件为后续的支付留下了空间，即使现在是免费的。在众多媒体都无法忽视iPhone用户的今天推出一款阅读软件，这并不是惹人注意的创新。相信即使“凤凰周刊 For iPhone”收费，用户只能选择购买一本杂志，或者选择不购买。

我很欣赏新民网在新媒体实验中的各种努力和尝试。让一份百年老报在新媒体的时代获得过去那样的竞争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一边是传统购买力的消减，另一边是自己的新购买力的短缺，培养用户对收费阅读的习惯，就像让新闻界承认新闻是一种普通商品一样困难。这时我会回望水果软件店那一件件仅售99美分的畅销软件，也为魅族软件店一款不到1RMB的软件销量过万感到欣喜，或许我们能够从中找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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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媒体连绵不绝的文章让我们想起了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情景，不禁感慨，60年过去了，中共操作舆论的手段如此雷同而缺乏技巧：密集的舆论攻势伴随着各路网评员的辛勤劳动试图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认识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上下一心。让人无法理解的是，网评员们表现出了对谷歌难以想象的恨：遍地都是“谷歌滚出去”。我们只能理解为网评员们的工作过于粗放，使得他们对谷歌的退出做出了类似北朝鲜对美国人的那种态度。

谷歌退出能够招致当局调动举国的媒体讨伐，显然是触动了当局的神经。在我看来，谷歌的退出打破了多年的审查和被审查的平衡，让中国言必称“法律”的随意审查制度暴露在世界媒体面前，以至于在外媒面前，中国针对谷歌的攻击和嘲讽变得独树一帜。

我的许多同学都喜爱分析谷歌退出中国背后的中美关系的博弈，这恰恰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当中国政府的支持者将这一商业动作政治化思考时以体现自己与国家为伍，政府却意图将其与政治化分离，这不得不说是政府在强力媒体攻势下的一种软弱。因为在中国投资几百亿元意图展示自己良好形象的国家，只有赞美谷歌勇于向中国的言论审查做出抗争，而没有支持中国政府坚守了自己的“依法治国”。这是中国政府常常提到的，也被许多同学所引用的，中国在全球信息体系中的弱势的现象。

分析这种弱势原因的人不少，常见的观点是倾向于“历史”的，与我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接触的观点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长期落后和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网络时代讨论这种不平等确实可笑，因为谷歌自从来到中国便受到中国所谓法律的制约，而今日谷歌退出，却也是拜中国的法律所赐。人们可以在谷歌中搜索到美国总统的儿女姓甚名谁是何职业，却难以搜索到中国国家主席的儿女和他们从事的职业。这种区别是西方媒体支持谷歌和反对中国审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力图推行的是难以被人们理解的一种审查，它们名义上用来保护青少年不被有害信息所影响，实质上确实为了隐藏政府私利。

在我的身边有许多人同样对谷歌充满敌意，而对政府将谷歌赶出大陆表示支持。这种思维和倪萍在两会上的言论体现的“子不嫌母丑”如出一辙。令我感到难过的是，这些人缺乏现代政府的概念，以为政府是自己的荫蔽是自己的归属，并不知道自己天生应当怀疑政府。契约观念的缺乏导致他们没有网评员的身份，却本能的心属政府，认为政府的行为“总有其合理性”。

“谷歌事件到底刺痛了谁的神经？想象中的答案——不了解中国，精神融入西方的知识分子！”这是我的一位同学的观点。那些同情谷歌批评政府的人太了解中国了，他们知道批评政府无法使做出改变，但是他们知道应当批评什么，同情什么，而不是相反，去理解一个不该被理解的政府行为，去用一种固执的中西价值观的对立来判断现代公司的商业行为，好似“了解中国”是一种先进一种正确，而“精神融入西方”却是一种落后一种错误一样。

许多人不了解谷歌和谷歌退出事件，仅靠官方新闻来确定自己的立场，比如他们认为谷歌能够搜索出黄色网站而百度不能，前者是触犯中国法律屡教不改；比如他们不知道谷歌退至香港与它留在内地的实质性改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谷歌中国与谷歌的关系，更不清楚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拒绝谷歌的国家之一，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谷歌搜索关键词却导致页面无法打开；也有人从未听说过Gmail，这导致我看到王瀚东老师用Gmail作为自己课堂的公共邮箱时欣喜不已——更多人必然不知道，中国政府在不需要任何法院强制令的情况下就能随意检查他们在新浪，网易和腾讯的邮件（此处留给那些没有任何权利意识的人的注脚是：我不干坏事我怕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谷歌中国没有一种需要使用谷歌账户的服务——谷歌为适应中国国情推出音乐搜素仅能使用众多第三方帐号来登录，甚至包括自己的竞争对手yahoo帐号，却不能使用谷歌账户登录，因为谷歌无法保证使用谷歌账户的用户资料不被中国政府“随意调用”。

判断谷歌的恶意前提是需要掌握众多旁支的认识，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中国的法律较为完善，法律能够被确切的执行，那么他们自然认为不肯遵守中国法律的谷歌是值得谴责的。然而这是事实吗？熟知中国司法现状的人明白，宁可将自己的账户信息保存在远在美洲无法企及的谷歌，也不能放在一个有着能够随意进入网络公司机房拔掉网线的政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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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鸿忠抢笔事件，就李的秘书生涯和多年的官场混迹经历看，李不是毫无教养和临场经验并敢于在两会和众多记者围观之下主动夺人录音笔之人。只是京华时报记者的问题超出了李的意料，夺笔行为更像是一次“膝跳反射”，因为“两会记者”与“邓玉娇事件”在李的思维中是属于完全无法产生联系的两种事物。

由此看来，单纯抢笔的举动一种李深深陷入党媒传播体制的后果，冷静分析后，并不会过于伤及当局对李的仕途的审视。然而，李本人对新快报的回应却成了其致命伤。“我们担心她可能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这类低级的辩解将李塑造成一位毫无但当和巧舌如簧的官员。李几乎所有的针对性回应都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把录音笔拿去看看”是无理的，“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则更是欲将反客为主，好似该愧疚的是记者，而不是李本人。

面对危机，拙劣的回应让新闻界感到触及了“底线”。先有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后有包括几位体制内老党员在内的新闻界和学界，以著文或连署的方式作出强烈回应。本以为受到宣传管理机构严格管制的媒体也开始鞭挞这位省长。

1989年11月，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李瑞环首次提出“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宣传思想，李鸿忠关于党媒不会问敏感问题的思维定势似乎就源自于此。“正面报道”的思想同样影响了李的团队对其回应抢笔事件的策划，这一蹩脚的策划试图将处于不利位置的李鸿忠正面化宣传。在接受新快报记者“单刀直入”关于抢笔的采访时，李急于表现自己对待媒体的阳光形象，“比如那天小撒（撒贝宁）采访我的时候，好几个其他报社的记者让我转个身照相，我就把身体转过来，让他们照个够。我们就是要创造条件给记者采访。”这个随后在各大微博被广为传播的段子被李用来证明自己善待媒体。他同时称自己在深圳任职时也曾“高度重视媒体”。但是这种回应不能阻挡知情者指出，李在广东任职时“本地媒体所有出现他名字的文章都要经他亲自审阅”等李恶对媒体的事例。

对危机的正面化处理早已成为政府机构的成例。一起官员贪污的曝光会被包装成当地政府严肃党纪的范例，一次安全事故的发生则当然成为整顿生产并重申“人民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时机。市场化媒体对类似事件连篇累牍的报道提高了读者的人肉防御能力，于是，低劣的负面事件正面处理方式让政府和官员屡成笑柄。

2009年11月21日，黑龙江鹤岗发生矿难，108人死亡或失踪，此次重大责任事故的官方新闻发言人、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张金光认为记者应该和他一样“这里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主流的东西，528人有420人是成功地走出了井下，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现场，这应该是主流。”在危机的正面传播需要下，人性和生命可以被忽略。

事实证明，这个繁冗庞大的政府系统缺乏学习教训及时改进的能力。2个月后的2010年1月5日，湖南湘潭发生矿难，至少25人遇难。次日的官方新闻稿称“（国家煤监局副局长）王树鹤对事故的处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市、县两级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反应非常迅速，工作措施非常有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王树鹤对整个抢救方案总体赞成，他提出由指挥部进一步完善后，积极实施，圆满完成任务。”在一个正常的国度，安全事故后紧接着的必然是政府官员的道歉和辞职，而这个神奇的国度，则是领受上级的“高度评价”。

相信以上两例只是愚蠢的政府危机传播的一个缩影。众多面临煤矿矿难和工厂爆炸压力的官员相信带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等陈词滥调的正面传播会降低负面事件的影响；面临抢夺录音笔指责的李鸿忠同样只是对媒体正面传播的能力过于自信：“邓玉娇事件”怎么可能在两会出现，媒体人怎么可能对副部级大员重追猛打？被滥用的正面传播降低了政府官员的媒体应对能力——这本是官员接受群众监督所必须——而将这种能力托付给自认为将“正面宣传”的媒体本身，哪知当前的媒体已不是1989年“以正面报道为主”被提出时谨慎而又慌乱的组织学习、领会精神的媒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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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并没有去思考，看一部阿加莎的小说是不是抵得上这些阅读量呢，如果有过思考，估计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这在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记者上贡献不大。

不能否认，网络的兴起降低了大规模阅读的门槛，中国门户的设计特点能够让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不需要搜寻的前提下完成价值需要怀疑的相当的阅读量。庞大的网络内容迫使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适合自己和值得阅读的内容。

在网络的时代，内容生产者需要面对这样两种人群，像我的堂弟那样对严肃内容不感兴趣的人，他们需要生产者寻找便捷的途径将内容递送到他们手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手机中存放了大量的通过彩信而来的图片和黄色段子，也是和他这样的人深入接触后，我才理解那些生产快速笑话的移动SP们为什么不需要更多的创新就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主动寻找内容对于他们而言过于复杂，遍布城市的手机配件店良好的满足了这种需求。而那些对于严肃内容感兴趣的人们，内容的递送要复杂的多。例如，尽管南都是一份优秀的都市报，但是推送每日报纸的哪些内容，会在这类受众面前产生大的意见的分歧。因此，主动搜寻是这一类阅读者常见的资讯来源手段。

那么，一种适合阅读者主动搜寻的便携设备便会受到欢迎。这种设备需要有这些特点：

1.良好的用户体验
2.多种信息源的集合
3.跨平台

有大量的批评指责iPhone不是一款好的手机，但是很少有使用者怀疑iPhone（包括iTouch）是一款优秀的获取信息的掌上设备。

这张图只是一个iTouch中11页程序中的一页，展示了用户在信息阅读上对这个设备的利用。媒体终端和内容聚合软件的利用大大改善了人们的阅读效率：他们通过访问媒体客户端来选择性的阅读最新的新闻，通过Stanza来获取那些被热门书籍和杂志，通过Read It Later来汇集所有他们在看到当时没有时间阅读的文章，同时他们使用MobileRSS这样的软件订阅并阅读他们感兴趣的网站和博客。下载和同步那些内容可以在早上起床穿衣服的过程中完成，而阅读则革命性地被分散在整日的生活中。碎片化的信息被适当的安排在碎片化的时间内，而需要完整的不被打断的阅读，则成为一种生活的乐趣。人们再也不需要长时间捧着电脑来增加自己的阅读量。

这种设备对于依靠广告生存传统媒体开始产生影响。以我个人为例，自从我将手机作为离开电脑时的主要新闻获取工具后，就从未购买过本地的都市报。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看新闻希望看到新闻背后的内容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网络普及率更加高的欧美国家，传统媒体的颓势却是显而易见。新闻集团一直纠结于Google News给他们带来的流量的损失。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在欧美的消逝显得尤为悲壮。2009年 2月 27日，最后一期《落基山新闻报》付印上市，宣告了这份150年的报纸生命终结。

在印刷媒体上寻找到新的盈利模式的kindle阅读器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流行庆贺，甚嚣尘上的评论几乎都认为，苹果4月份即将推出iPad将轻易打败kindle。而国内，许多人开始为了购买何种电纸书而烦恼。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关于传统媒体的口水战了呢，焦点已经转移到了新媒体。

伴随科技进步诞生的阅读的变革向传统媒体展示了一幅模糊的未来，是简单的改变自己的存在平台，在掌上阅读器中寻找网络时代的未来，还是积极改变自身，是事关存亡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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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报纸的宣称的定位，《环球时报》英文版“不是该报中文版的英语翻译版，而是一份有独立采编队伍的英文报纸。但该报将保持与《环球时报》中文版总体上的风格一致。”

外宣策略的转变

多年以来，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策略建立在国外媒体的强势之下，面临着那些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国外竞争对手的压力。由于本土的媒体管制政策的影响，众多具有外宣职能和平台的媒体不得不遭受外宣效率低下、效果不佳的诟病。就像2004年一篇分析某省党报外宣报道策略的文章中说的那样，许多非向国外发行的中文媒体认识到华人对“大陆的变化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渴望通过接触各种所在国的媒体以及中国媒体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既然连华人都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可想而知那些被判定倾向于妖魔化中国的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能有多少了。

建立在这种不全面的外宣视角的中国媒体常常要求“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新闻事件及报道可能引起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如“报道某湿地发生火灾，说明我们环保工作做的不好，而继续报道政府出资向湿地补水，既反映了政府保护生态环境采取的积极行动，又对华人参与家乡建设提出了呼吁。”这种被广泛视为常规的报道意见认为，只有“把握利弊转换的关键环节，慎重取舍，科学组织，真实报道”，国外受众才会接受。在这些略带矛盾的词汇的要求下，外宣媒体蹑手蹑脚的选择那些能够转换“利弊”的新闻事实进行报道。这比早先之报喜不报忧进步了许多，毕竟，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对外国媒体适度开放的环境。

显然，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骚乱被当局及时判定为难以轻易转换“利弊”的事件，由此带来的封闭的媒体环境造成了CCN式的媒体对西藏事件各种细节和真相的误读。CNN和众多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上的表现对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高度崇拜和信任的打击自然需要基于更多的事实来分析他们究竟是有意还是出于无奈，或者更是某种“理所当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当人被蒙上眼睛的时候，他就只能依靠“偏见”作出判断。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报道中，所表现出的非职业偏见，除了他们戴著的有色眼镜外，肯定与他们被蒙上了眼睛的过度反应有关。

这样受挫感让统领“崛起中的中国”的中共沉思，如何发出自己有效的声音，让中国说话掷地有声，准确树立中国的海外形象。2008年12月，胡锦涛表示：“努力把中央电视台建成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泛、影响力强的国际一流媒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提出：“加快实现由传统媒体为主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转变，由以国内受众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当年12月25日，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说：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 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

随之跟进的传播学界也指出，“应鼓励以突发性事件为突破口，增强竞争力的先发制人。凡是产生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事件，都应该抢先对外报道”。这种外宣观念的转变被认为是对西藏事件中的窘迫局面的反思。

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在之后的举动证明，一种完全不同的外宣手段正在建立。

《环球时报》英文版就在这种策略的转变中应运而生。同时被加强的还有新华社英文版。在之后的许多国内事务报道中，两者扮演了令人惊讶的角色。

刻板印象下的奇异格调

环球时报中文版在重大国际事件中总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需要在需要时调动民众一致对外的情绪，另一方面，在合适的时候需要对外作出攻击的姿态。在很多时候，环球时报的形象与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类似——虽然环球时报更重要的职责是维护中国的大国自尊。在这种职能下，环球时报不厌其烦地使用如下句式：外媒污我如何如何。但这种句式在网络时代就显得很业余，因为更多的时候，大多数国内民众并不能听到和看到这种“污蔑”，小部分网络人民则耳聪目明，环球时报则成了前者的愚蠢而又忠诚的传播者。

环球时报维护的这种大国自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确实是一剂良药，民众在对现状不满的同时可能产生对变革的向往，而这种大国自尊能够轻义压制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行政机构通过环球时报的对舆论的引导，实施外交上的两难举措，以便那些政客们早已笃定施行的措施看起来想那些西方国家的政策一样，受到了国内民众的压力的左右。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人民日报》说，中国最好；《参考消息》说，全世界说中国最好；《环球时报》说，全世界都嫉妒我们。《环球时报》荣列三份中国最奇特的报刊行列之中，在内行人看来，它浑身充满了煽动性和民族主义的畸形意味。这种对《环球时报》的刻板印象让《环球时报》英文版在发行之初批评大于期待，尽管该报声称并非“中文版的英语翻译版”，但是其母报人民日报的出生和中文版的奇异光环让它一出生就带有一种原罪。

仅仅几个月后，不少媒体人就对这份原本不被看好的报纸刮目相看。不少评论称这是目前中国新闻尺度最大的一份报纸——甚至连新华社英文版对许多敏感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都无法比这份同样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报纸更加夺人眼球。夺人眼球的报道时刻都在出炉，本文仅选取几篇近期的报道简要分析。

Twenty artists demonstrate in downtown Beijing，发表于2010年2月24日。报道讲述了一群遭开发商强拆的北京艺术家拉着横幅结伴上长安街游行。而相同地点的游行只在20年前发生过。事实上这是一次非法的游行，因为根据《游行示威法》，这种游行必须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而他们并没有申请。国外媒体在转载这一报道的同时评论中国国家媒体“罕见”地报道了一次游行。

Publish and be deleted，发表于2010年2月25日。这篇报道采访了一名香港的网络写手，因为在知名读书网站豆瓣网上发布文章导致其账户被删除的故事。文中大量引述这名作者对于豆瓣网的负面评论，抨击这家网站随意删除用户的数据。这是一篇事实上展示中国网络审查——从未被官方公开承认——的报道，这个话题对于中国媒体本身就是极大的敏感和禁忌。

Three prisoners on hunger strike，发表于2010年2月26日。文章讲述了一名被关在江西景德镇监狱的据称犯有杀人和强奸罪被判死刑的男子自称有冤绝食抗议的故事。这篇讲述地方政府司法不公的文章同样很难出现在一份正常的国内报刊上。因为滥用刑罚和对刑事诉讼法律在中国治理“非法上访”和各种官民纠纷中大量存在。

Papers call for hukou reform，发表于2010年3月2日。这篇报道是关于前一日中国13家报纸联合发布评论，呼吁正在举行的中国两会代表关注户籍改革。从2日各地宣传部门要求本地媒体“不得转载和评论”那份联合评论的禁令和所有网上媒体已有转载被删除看，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这篇文章这又是一篇难得的突破性的报道。

以上这些报道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其他国内中文媒体报道类似内容，没有国内媒体转载，被国外媒体广泛引用和转载。与环球时报中文版相比，英文版展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令许多人甚至感到中国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希望，也认为该报创刊时其负责人声称的“该报将保持与《环球时报》中文版总体上的风格一致”不够靠谱。

格调的背后

《环球时报》英文版数量众多和尺度甚大的负面报道遭受了不少批评，认为这是中国新闻自由“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表现，毕竟这是一份面向外国人的报纸，剥夺了不懂英文的普通中国民众对一些事件的知情权——受到控制的国内媒体和审查严密的国内互联网同时阻断了这些英文信息的二次中文化传播。因为对于国内各种用以交换信息的论坛和博客来说，《环球时报》英文版展示的这些内容仍旧是违禁信息。因此语言并不是这种信息传播的主要障碍。

如果联系到中国450 亿元投资的“大外宣”战略中不断扩展的其他媒体，就会发现中国需要一份类似《环球时报》英文版这样的尺度宽松的英文媒体作为后方的支持。对于在欧洲超市开播的新华社电视频道而言，《环球时报》英文版正是这样一份为前者提供可信度的生产机器，这个机器需要按照可信度的接收方的要求加入各种原料，包括新闻真实、新闻客观和新闻自由。《环球时报》英文版的间接的工具性需要它符合西方读者的价值观，一种国内同样是违禁品的普世价值。因为在西方读者眼中，游行示威是自由而不需事先得到警察局批准的，网络审查没有离谱到豆瓣这种程度的，罪犯绝食抗议和户籍制度的制约更是挑战了他们由来已久的人权观念。这些异邦的奇事肯定会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它们负面报道中国的素材，于是传播学界的“先发制人占领消息源”思想就在《环球时报》英文版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由于可能的歪曲的报道有了明显对照，外媒自然也会仔细甄别，小心谨慎。

但是，《环球时报》英文版毕竟是一份中国官方的报纸，它的负面报道与国外媒体的涉华报道有着显著的差别。相比《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平淡的叙述，西方媒体在运用文法上更加老练和复杂，它们熟练地使用不同程度的词汇，通过“写作技巧与手法融入字里行间，以客观报道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以致最终对该新闻事件产生与记者相似的看法”。

与之相比，《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负面报道关注普通民众身上发生的事件，并加以如实报道，在叙述中避免倾向性的展现。在媒体审查的压力下，即使这是一种刻意，但是在压抑和封闭的中国中文媒体中也足以称是一缕春风，而报道中体现的客观叙述和就事叙事风格也值得中文媒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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