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并没有去思考，看一部阿加莎的小说是不是抵得上这些阅读量呢，如果有过思考，估计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这在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记者上贡献不大。

不能否认，网络的兴起降低了大规模阅读的门槛，中国门户的设计特点能够让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不需要搜寻的前提下完成价值需要怀疑的相当的阅读量。庞大的网络内容迫使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适合自己和值得阅读的内容。

在网络的时代，内容生产者需要面对这样两种人群，像我的堂弟那样对严肃内容不感兴趣的人，他们需要生产者寻找便捷的途径将内容递送到他们手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手机中存放了大量的通过彩信而来的图片和黄色段子，也是和他这样的人深入接触后，我才理解那些生产快速笑话的移动SP们为什么不需要更多的创新就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主动寻找内容对于他们而言过于复杂，遍布城市的手机配件店良好的满足了这种需求。而那些对于严肃内容感兴趣的人们，内容的递送要复杂的多。例如，尽管南都是一份优秀的都市报，但是推送每日报纸的哪些内容，会在这类受众面前产生大的意见的分歧。因此，主动搜寻是这一类阅读者常见的资讯来源手段。

那么，一种适合阅读者主动搜寻的便携设备便会受到欢迎。这种设备需要有这些特点：

1.良好的用户体验
2.多种信息源的集合
3.跨平台

有大量的批评指责iPhone不是一款好的手机，但是很少有使用者怀疑iPhone（包括iTouch）是一款优秀的获取信息的掌上设备。

这张图只是一个iTouch中11页程序中的一页，展示了用户在信息阅读上对这个设备的利用。媒体终端和内容聚合软件的利用大大改善了人们的阅读效率：他们通过访问媒体客户端来选择性的阅读最新的新闻，通过Stanza来获取那些被热门书籍和杂志，通过Read It Later来汇集所有他们在看到当时没有时间阅读的文章，同时他们使用MobileRSS这样的软件订阅并阅读他们感兴趣的网站和博客。下载和同步那些内容可以在早上起床穿衣服的过程中完成，而阅读则革命性地被分散在整日的生活中。碎片化的信息被适当的安排在碎片化的时间内，而需要完整的不被打断的阅读，则成为一种生活的乐趣。人们再也不需要长时间捧着电脑来增加自己的阅读量。

这种设备对于依靠广告生存传统媒体开始产生影响。以我个人为例，自从我将手机作为离开电脑时的主要新闻获取工具后，就从未购买过本地的都市报。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看新闻希望看到新闻背后的内容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网络普及率更加高的欧美国家，传统媒体的颓势却是显而易见。新闻集团一直纠结于Google News给他们带来的流量的损失。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在欧美的消逝显得尤为悲壮。2009年 2月 27日，最后一期《落基山新闻报》付印上市，宣告了这份150年的报纸生命终结。

在印刷媒体上寻找到新的盈利模式的kindle阅读器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流行庆贺，甚嚣尘上的评论几乎都认为，苹果4月份即将推出iPad将轻易打败kindle。而国内，许多人开始为了购买何种电纸书而烦恼。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关于传统媒体的口水战了呢，焦点已经转移到了新媒体。

伴随科技进步诞生的阅读的变革向传统媒体展示了一幅模糊的未来，是简单的改变自己的存在平台，在掌上阅读器中寻找网络时代的未来，还是积极改变自身，是事关存亡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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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报纸的宣称的定位，《环球时报》英文版“不是该报中文版的英语翻译版，而是一份有独立采编队伍的英文报纸。但该报将保持与《环球时报》中文版总体上的风格一致。”

外宣策略的转变

多年以来，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策略建立在国外媒体的强势之下，面临着那些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国外竞争对手的压力。由于本土的媒体管制政策的影响，众多具有外宣职能和平台的媒体不得不遭受外宣效率低下、效果不佳的诟病。就像2004年一篇分析某省党报外宣报道策略的文章中说的那样，许多非向国外发行的中文媒体认识到华人对“大陆的变化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渴望通过接触各种所在国的媒体以及中国媒体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既然连华人都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可想而知那些被判定倾向于妖魔化中国的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能有多少了。

建立在这种不全面的外宣视角的中国媒体常常要求“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新闻事件及报道可能引起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如“报道某湿地发生火灾，说明我们环保工作做的不好，而继续报道政府出资向湿地补水，既反映了政府保护生态环境采取的积极行动，又对华人参与家乡建设提出了呼吁。”这种被广泛视为常规的报道意见认为，只有“把握利弊转换的关键环节，慎重取舍，科学组织，真实报道”，国外受众才会接受。在这些略带矛盾的词汇的要求下，外宣媒体蹑手蹑脚的选择那些能够转换“利弊”的新闻事实进行报道。这比早先之报喜不报忧进步了许多，毕竟，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对外国媒体适度开放的环境。

显然，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骚乱被当局及时判定为难以轻易转换“利弊”的事件，由此带来的封闭的媒体环境造成了CCN式的媒体对西藏事件各种细节和真相的误读。CNN和众多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上的表现对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高度崇拜和信任的打击自然需要基于更多的事实来分析他们究竟是有意还是出于无奈，或者更是某种“理所当然”。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当人被蒙上眼睛的时候，他就只能依靠“偏见”作出判断。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报道中，所表现出的非职业偏见，除了他们戴著的有色眼镜外，肯定与他们被蒙上了眼睛的过度反应有关。

这样受挫感让统领“崛起中的中国”的中共沉思，如何发出自己有效的声音，让中国说话掷地有声，准确树立中国的海外形象。2008年12月，胡锦涛表示：“努力把中央电视台建成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泛、影响力强的国际一流媒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提出：“加快实现由传统媒体为主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转变，由以国内受众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当年12月25日，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说：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 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

随之跟进的传播学界也指出，“应鼓励以突发性事件为突破口，增强竞争力的先发制人。凡是产生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事件，都应该抢先对外报道”。这种外宣观念的转变被认为是对西藏事件中的窘迫局面的反思。

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在之后的举动证明，一种完全不同的外宣手段正在建立。

《环球时报》英文版就在这种策略的转变中应运而生。同时被加强的还有新华社英文版。在之后的许多国内事务报道中，两者扮演了令人惊讶的角色。

刻板印象下的奇异格调

环球时报中文版在重大国际事件中总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需要在需要时调动民众一致对外的情绪，另一方面，在合适的时候需要对外作出攻击的姿态。在很多时候，环球时报的形象与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类似——虽然环球时报更重要的职责是维护中国的大国自尊。在这种职能下，环球时报不厌其烦地使用如下句式：外媒污我如何如何。但这种句式在网络时代就显得很业余，因为更多的时候，大多数国内民众并不能听到和看到这种“污蔑”，小部分网络人民则耳聪目明，环球时报则成了前者的愚蠢而又忠诚的传播者。

环球时报维护的这种大国自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确实是一剂良药，民众在对现状不满的同时可能产生对变革的向往，而这种大国自尊能够轻义压制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行政机构通过环球时报的对舆论的引导，实施外交上的两难举措，以便那些政客们早已笃定施行的措施看起来想那些西方国家的政策一样，受到了国内民众的压力的左右。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人民日报》说，中国最好；《参考消息》说，全世界说中国最好；《环球时报》说，全世界都嫉妒我们。《环球时报》荣列三份中国最奇特的报刊行列之中，在内行人看来，它浑身充满了煽动性和民族主义的畸形意味。这种对《环球时报》的刻板印象让《环球时报》英文版在发行之初批评大于期待，尽管该报声称并非“中文版的英语翻译版”，但是其母报人民日报的出生和中文版的奇异光环让它一出生就带有一种原罪。

仅仅几个月后，不少媒体人就对这份原本不被看好的报纸刮目相看。不少评论称这是目前中国新闻尺度最大的一份报纸——甚至连新华社英文版对许多敏感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都无法比这份同样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报纸更加夺人眼球。夺人眼球的报道时刻都在出炉，本文仅选取几篇近期的报道简要分析。

Twenty artists demonstrate in downtown Beijing，发表于2010年2月24日。报道讲述了一群遭开发商强拆的北京艺术家拉着横幅结伴上长安街游行。而相同地点的游行只在20年前发生过。事实上这是一次非法的游行，因为根据《游行示威法》，这种游行必须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而他们并没有申请。国外媒体在转载这一报道的同时评论中国国家媒体“罕见”地报道了一次游行。

Publish and be deleted，发表于2010年2月25日。这篇报道采访了一名香港的网络写手，因为在知名读书网站豆瓣网上发布文章导致其账户被删除的故事。文中大量引述这名作者对于豆瓣网的负面评论，抨击这家网站随意删除用户的数据。这是一篇事实上展示中国网络审查——从未被官方公开承认——的报道，这个话题对于中国媒体本身就是极大的敏感和禁忌。

Three prisoners on hunger strike，发表于2010年2月26日。文章讲述了一名被关在江西景德镇监狱的据称犯有杀人和强奸罪被判死刑的男子自称有冤绝食抗议的故事。这篇讲述地方政府司法不公的文章同样很难出现在一份正常的国内报刊上。因为滥用刑罚和对刑事诉讼法律在中国治理“非法上访”和各种官民纠纷中大量存在。

Papers call for hukou reform，发表于2010年3月2日。这篇报道是关于前一日中国13家报纸联合发布评论，呼吁正在举行的中国两会代表关注户籍改革。从2日各地宣传部门要求本地媒体“不得转载和评论”那份联合评论的禁令和所有网上媒体已有转载被删除看，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这篇文章这又是一篇难得的突破性的报道。

以上这些报道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其他国内中文媒体报道类似内容，没有国内媒体转载，被国外媒体广泛引用和转载。与环球时报中文版相比，英文版展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令许多人甚至感到中国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希望，也认为该报创刊时其负责人声称的“该报将保持与《环球时报》中文版总体上的风格一致”不够靠谱。

格调的背后

《环球时报》英文版数量众多和尺度甚大的负面报道遭受了不少批评，认为这是中国新闻自由“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表现，毕竟这是一份面向外国人的报纸，剥夺了不懂英文的普通中国民众对一些事件的知情权——受到控制的国内媒体和审查严密的国内互联网同时阻断了这些英文信息的二次中文化传播。因为对于国内各种用以交换信息的论坛和博客来说，《环球时报》英文版展示的这些内容仍旧是违禁信息。因此语言并不是这种信息传播的主要障碍。

如果联系到中国450 亿元投资的“大外宣”战略中不断扩展的其他媒体，就会发现中国需要一份类似《环球时报》英文版这样的尺度宽松的英文媒体作为后方的支持。对于在欧洲超市开播的新华社电视频道而言，《环球时报》英文版正是这样一份为前者提供可信度的生产机器，这个机器需要按照可信度的接收方的要求加入各种原料，包括新闻真实、新闻客观和新闻自由。《环球时报》英文版的间接的工具性需要它符合西方读者的价值观，一种国内同样是违禁品的普世价值。因为在西方读者眼中，游行示威是自由而不需事先得到警察局批准的，网络审查没有离谱到豆瓣这种程度的，罪犯绝食抗议和户籍制度的制约更是挑战了他们由来已久的人权观念。这些异邦的奇事肯定会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它们负面报道中国的素材，于是传播学界的“先发制人占领消息源”思想就在《环球时报》英文版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由于可能的歪曲的报道有了明显对照，外媒自然也会仔细甄别，小心谨慎。

但是，《环球时报》英文版毕竟是一份中国官方的报纸，它的负面报道与国外媒体的涉华报道有着显著的差别。相比《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平淡的叙述，西方媒体在运用文法上更加老练和复杂，它们熟练地使用不同程度的词汇，通过“写作技巧与手法融入字里行间，以客观报道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以致最终对该新闻事件产生与记者相似的看法”。

与之相比，《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负面报道关注普通民众身上发生的事件，并加以如实报道，在叙述中避免倾向性的展现。在媒体审查的压力下，即使这是一种刻意，但是在压抑和封闭的中国中文媒体中也足以称是一缕春风，而报道中体现的客观叙述和就事叙事风格也值得中文媒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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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窗”，《汉语大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为：“旧时因新闻检查，某报导或言论禁止发表，报纸版面上留下成块空白。”历史上著名的”开天窗”发生于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控制的《新华日报》受周恩来的指示，意图通过报章评论揭露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不过由于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存在，当局检查机构扣压了《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于是报纸将原定于刊登那些文章的位置留白，是为开了“天窗”。

《新华日报》的这次”开天窗”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对新闻检查制度的公开抗议，国民党当局随即颁布了《杂志送审须知》，规定在刊物被删处不准”开天窗”，且不准注明任何足以表示被删改的符号。此后，报纸”开天窗”之事罕见，一则为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所禁止；二则，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大部分时期，国内不存在公开不同政见的媒体，”开天窗”便成为历史。

因此，2009年11月19日的《南方周末》在刊登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专访的两个版面留下半个版面的空白，仅有一句“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便被媒体界认为是一种”开天窗”，而这句“读懂中国”的宣传语则是一种对新闻审查制度不满的暗示。

对两个时期报纸”开天窗”的对比的难点在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开天窗”是出于对明文存在新闻检查制度的抗议，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抗议的对象是从未被当局承认的新闻审查制度——审查的标准限于推测，审查的手段没有官方记录，审查的各种信息一般来源于体制内媒体人的泄露。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就在公开场合反问质问她的记者“书报检查制度？啥叫书报检查制度”。这种不对等的研究对象给对比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两个”开天窗”的案例所引发的新闻检查的对比可能出现史料的匮乏——不同于旧时，当前新闻审查并没有官方记录能够证明。当前并不是一个研究现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好时机。因此，本文仅通过对两个”开天窗”案例的对比，试图展示一例当前新闻审查制度下，媒体对审查的反制，并对此作出分析。

“开天窗”的产生出于有意或者无意，《新华日报》的”开天窗”显然是有意而为之，是主动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的封锁、对真相的蔑视。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更加值得琢磨。表面上看，两个版面的”开天窗”实际上是两则报纸征订广告，同样，“在这里读懂中国”本是该报的办报理念。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南方周末》的这两则征订广告能够轻易的回避新闻审查者对其”开天窗”的怀疑。

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寻找这样的证据不是容易的事。这里仅仅列举广为业界传说的几点，其一，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抛开中国青年的问题，回答了美国驻华大使关于网络自由的提问。其二，《南方周末》获得独家采访奥巴马的资格并不是中国宣传机构的本意，而是美国大使馆方面指定。其三，《南方周末》在采访奥巴马的全程都有宣传部的官员在场。并负责采访报道的审查。其四，负责采访奥巴马的《南方周末》主编向熹在报道刊出不久后，被降职为执行主编。尽管这些事物组成的证据链是脆弱的，只有面对复杂事物的初期的研究者才会谨慎地使用，但几乎所有的国外媒体均把《南方周末》的这种行为称为”开天窗”。

从公开的资料上看，两份报纸面临着风格迥异的新闻环境。《新华日报》面对的是国民党实行的新闻统制。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劭元冲在国民党新闻宣传会议上所作的开会词中就曾解释道，所谓新闻统制就是一方面要希望自己的宣传发生有力的表现，一方面要应付反党反宣传的新闻，二者之间要通盘考虑，党内外间密切联系，以求脉络贯通，统一宣传。 根据这一精神，国民党始终将强化其自身的新闻事业获取新闻最高领导权作为新闻统制的核心。

1930年12月26日，国民党将施行的种种新闻出版统制方面的规定用法典的形式颁布出来，制订和颁行了《出版法》，该法详细规定了对书籍及其他出版品的检查制度，以及出版品登载事项的限制。

从表面看，这部出版法的法律规定较为宽松和人道，但由于整部法律的文字表述很空泛，缺乏具体性，而法律解释权又在国民党当局手中，这就导致了执法者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做任意解释。出版法颁布之后，即有人指出，“此法一行，将使著作出版之人无一书可以应时出版，无一日不可陷于刑辟”。

1933年，国民党当局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大都市设立新闻检查所，要求当日出版的日报、小报等均必须在发稿前将全部新闻稿件一次或分次送请检查。虽然出版法规定新闻检查的范围限于外交和军事的内容，但是实际操作中，被当局扩大到了一切消息。

1938年11月，国民党中央作出《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借口“战时需要”和“齐一思想”，要求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从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同月，蒋介石亲下手谕给国民党中宣部和军事委员会，布置加强新闻的审查工作。从1941年至1945年问，有关指示就达200余种。

与《新华日报》面临的繁杂的新闻管制法律不同，当前的《南方周末》几乎没有新闻审查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这也是两份报纸两个时期新闻管制气候的最大区别——前者是以法律为入口进行强硬手段的新闻管制，而当前则通过上下级的行政指令来控制新闻。

是否明文规定新闻审查，成为两个时期新闻检查的最大异处。但是在不得让民众知晓具体新闻内容是否经过检查或者经过删改方面，两个时期两个政党却惊人一致。国民政府在《新华日报》”开天窗”后便颁布法令禁止媒体”开天窗”，当前宣传部门通常没有媒体”开天窗”的忧虑，但是所有的新闻审查指令均通过非文字手段发出。许多媒体配有专人前往新闻管理机构开会听取对具体事务的新闻报道要求，各种紧急的新闻审查要求也是通过口头传达。析其原因，显然两个政党都明白，民众若是知晓自己阅读的新闻经过宣传机构的染指将对自己不利，或者说，它们都明白新闻审查是不光彩之事。虽然国民政府通过颁布繁杂的法律对新闻检查做出明文规定使其看起来更加光明，但是联想国民政府面临的战争的局面，一方面急于通过加速法制化来稳定国内局势，另一方面却不得不着手控制新闻来抑制对经济衰退和战场的失意的展示，便会更加理智的看待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法制化。

在更多的民众认识到究竟何为法制化后，当前的政党便无法通过沿用它的老对手那无节制的新闻业立法来管制新闻——法律的平等、司法机构独立等基本原则让新闻立法成为一种危险的举动。陈力丹认为，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弹性的矛盾、法的权利的普遍性和传媒权利实际上的等级性矛盾等五大矛盾决定了当前新闻立法的不可能。即使是在互联网领域，并不成熟的中国互联网拥有超过200多种法律法规，中国由此被称为互联网法律最多的国家。看似完备的互联网法律体系背后有值得注意的特点：这些法律越来越倾向于对宪法所规定的民众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的约束，而不是保护——这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完善的表现。相反，在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有禁止立法进行禁止的原则。

因此，《南方周末》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纯粹意义的”开天窗”，否则其面临的是人事层面的重大打击。党管宣传相比旧时的新闻统制，是一种更加狭隘、更加缺乏新闻自由的新闻管制手段。

当前新闻管制一个重要特点是事后审读制度。与事前新闻检查制度不同，对于大多数非各级共产党机关报，宣传机构并不强制审查所有的预备发布的新闻，但是对于已经发布的新闻内容有秋后算账的可能。各种不成文的新闻规则成为这种事后审查的依据，例如领导人的名字出现的顺序、领导人照片是否庄严、是否出现了敏感内容等，都可能造成重大“政治错误”。和铁凝否认存在书报检查制度一样，共产党从未公开承认这些审查的规则的存在，因此它们也从来不是高校新闻教育的内容，但是对这些规则违反却必然导致报刊受到处罚。广州《新快报》2009年某期国际新闻版面刊登了一幅显示民众抗议在某国召开的国际会议的照片，因为照片中出现象征西藏流亡政府的雪上狮子旗，该报编辑便受到了处分。

在这种无明文规定，却确实存在的新闻审查制度下，《南方周末》的”开天窗”便采用了大幅广告的形式来进行——与旧时”开天窗”有区别的是，《南方周末》不一定有相关稿件被禁止发表，只是在新闻采访中受到限制，因此”开天窗”更多是一种表达情绪和观点的方式。而那句“读懂中国”的广告词，在白色的背景下显得愈加显眼：这是一个联想和讽刺并重的年代，当《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网民使用“十大神兽”和“草泥马”来对抗网络言论审查时，人们开始普遍懂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含义。所谓读懂中国，岂不正是希望人们从这大大的天窗中读出共产党那法律之外的对新闻自由的任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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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新华社和环球时报成为各家门户的最大稿源，零星的穿插着地方新闻“重点”新闻门户的稿子，例如千龙网发布的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会长闵大洪的“中国互联网上的交流是活跃的”一文均被各大门户推荐至文章群的前部。

搜狐的标题栏

门户首页普遍用三到四行标题来刊登反击美国、为中国辩护的文章，由于网易版式的特殊，有大头条的设置，因此抛开访问人群不谈，光从浏览的效果来看，网易的是最有煽动性的。在文章数量上，最多的新浪推了8篇文章，腾讯最少，推了6篇，网易和搜狐均为7篇。集中的大规模文章推荐让人有将专题搬到首页的幻觉。

为了尽可能多的堆积文章，各门户压缩标题的长度，例如腾讯使用了最短的四字标题。这种短标题的大量堆积对门户的名声是一种损害，因为如此短小的标题只能包含文章的观点或者主旨；短标题一般出现在专题页中，用来介绍专题事件的各个方面，而这些文章内容以观点居多。门户虽奉旨上文，但如果使用过于精简的标题，信息不够全面，敏感的读者容易认为门户在骂街。

“反对美利用互联网问题指责中国”，被除搜狐外的其他三家网站作为头条。网易和腾讯在标题中点出主体外交部，而新浪则使用“我国坚决反对”。外交部的声明确实可以认为是“我国”，但新浪的标题似乎是要告诉读者，外交部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另外，网易有一半标题点出文章来源，搜狐摘得最干净，几乎都是专家称、网友疑；而新浪和腾讯标题都没有标来源。

综合看，搜狐这次的标题处理更加到位，每一个都点明了批评的来源，如：官网评美互联网外交；网文评谷歌与美互联网战略；人民时评：美信息自由；会长：中国网上交流活跃。这种把自己摘干净的标题处理，体现了编辑意图表现搜狐不是五毛的心态，客观上却增加了字面上的客观性。至少对那些与文章持反对观点的高端读者来说，看到“人民时评：美信息自由”，他便会把枪口对准人民网而不是搜狐。而且搜狐没有使用如新浪“美网络外交虚伪”这样的攻击性标题。

指令性的专题文章组织中，门户虽无法逃避，但是如何向访客呈现那些文章，是门户自保声誉需要考虑的问题。经过去年和前年的一系列改版之后，四家门户在首页都有一块比以前更长的要问推荐区。 像搜狐那样在首页标明文章的来源，让读者一目了然，我想更多的明白人会以同情的心态来看待门户，而如新浪那样，不是使用“我国坚决”就是在没有标明来源的前提下使用攻击性词汇，俨然使自己成为环球时报第二，我很难想象新浪的编辑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同样的标题行数下新浪有更大的空间来标明文章来源因为它的标题栏更长。

《新浪之道》中，陈彤曾将新浪的新闻和搜狐新闻选择进行对比，称新浪新闻是一种选择加工后的新闻，而搜狐的新闻则更加如实展示。这似乎为新浪新闻越来越像人民网打下了伏笔。而搜狐这样的尽量展示客观性的操作，可能也有着其传统的新闻编辑思想吧。

By @hello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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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客观从被理解为客观主义到现在新闻院校的学生觉得谈论新闻的客观性毫无意义，展现了一段了媒体控制者对新闻进行自我解读和随意蹂躏的历史。媒体鲜有谈论控制的掣肘之还害，难道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判断新闻客观和真实上，正是这些始终存在掣肘，改变了我们表现新闻的方式和理解新闻的能力？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时事新闻都开始学会必须巧妙的叙述，以避免为掣肘所害？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非新闻专业人士都知道一个新闻，重要的内容总是在于新闻本身没有描述的部分？

又是从何时开始，这个奇迹般的国度虽日日提供国外媒体人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却难以满足国内媒体人那颗忐忑的心？

新闻生产从源头变的蹑手蹑脚，读者在猜测新闻背后意义的同时，同样需要精于防御五毛的袭扰，这无形中提高了读者的想象力。

我们只能说，真正的新闻在中国是存在的——缺章少句并不妨碍对真正新闻的界定，这种神奇的界定不在于新闻本身，而在于读者。一个读者的想象力的高度，决定了一个新闻的“真”的程度。阅读新闻已经不是纯粹一手拿报一手握茶的闲事，如果不愿被蒙蔽，智商不愿被侮辱，读者便需要更多角度更多口径的新闻的事实来加以判别。

乐观的看，媒体控制的长远益处在于提高了那些真正关心自身生存环境发展的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他们比那些没有媒体控制的国度中的人更加精于此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的老话或用在这里也是较为恰当——天知道那些能够轻易读懂新闻中隐藏的事实的人今后能干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至少，这样的人更加清楚整个政府和国家的系统是如何运行的，比如，当他们看到新华社报某某官员因矿难引咎辞职，他们知道不久之后，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个人的身影。这就是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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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权在国内尚无明文法定，所见的仅仅是当记者采访时人身受到侵害时使用民法通则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这是采访权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通常被表述成一种记录事件，访问和采集信息的权利。对于这个部分，其实单定采访权的必要性还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记者来到某交通事故现场，以记者身份询问目击者，目击者接受采访。某些新闻学教材中把这种情景归结为记者的采访权。我认为，这种访问和信息采集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受访者因为希望本身所拥有的信息得到传播，而将信息推送给记者，这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同样，市政府将财政预算报告等政府信息提供给记者，也不存在义务性，因为其义务仅仅是通过媒体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自然也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

采访权的当前意义表现在政府赋予记者采集信息的权利，这种政府视角的权利算不上一种真正意义的权利赋予——国务院规定中央部委接受采访零拒绝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恩惠。从法律角度看，采访权应当被表述为“不被……的权利”——这种看似给予自由的语句确实不是现在环境能够接受的。如果有这种明确的表示，那么类似零拒绝的声明的话题价值就相对小很多了。

关于香港记者被打事件，官方新闻发布会解释的一部分是：要求其出示采访证而未出示。“采访证”这个物件在正常的新闻环境中一般是用在封闭的、特定的环境中，例如姚明婚礼，发了及其有限的通行证，以至于某些媒体意欲伪造通行证进入（后由于通行证技术含量太高而作罢）。而城市街道中的信息采集，必须基于采访证，则不够合理。试想一下，一个普通市民拿着摄像机在街道旁拍摄，应当是合法的。那么当这个市民的身份是记者，从事同样的拍摄行为时，也应当判定为合法的，只要他没有妨碍公务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存在（官方声明中的意思煽*动，我是不信的，因为香港记者对游*行应当不存在好奇心理而超越了其记者的身份）。我们不能够因为后者的影像资料将提供给“媒体”而对其行为特殊对待，毕竟法律是不应推测行为人的后续意图，而只应根据其已有行为来加以调整。媒体控制机构若确实需要控制信息的流出，也应当针对媒体来截留信息，例如常见的“预先限制”，谁叫我们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呢？

当然，更加深入而完善的新闻法制自然还需要涉及媒体控制机构进行“预先限制”时面临的限制，比如需要举证证明该信息的流出将确实引发危险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立法被耽误了，现在谈立法其实更加虚幻了，以致于南京大学的段京肃在小型讲座上也不想过多谈及新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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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易的首页新闻中，新评论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对网易取消“支持”和“反对”功能——当你发现评论审核编辑通过了一条地域攻击帖子，你准备点反对，却发现“反对”不见了，这确实是令人郁闷的事，以至于热情的网友们用抗议贴占据了所有的首页新闻。

其中一位来自成都的网友评论道：新浪出道靠新闻，网易发迹靠电邮。所以门户网站以前网易真的没法和新浪抗衡，但是一直以来网易对网民最大的诱惑就在于相对来说更开放和大胆宽容的跟贴，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开IE就是看新浪的新闻，网易的跟贴。不过新浪改版成和搜狐一样模式后我就几乎不看新浪了，开IE只看网易，但现在网易跟贴几乎极难发出而且受到种种限制，而且这种钳制已经越来越强，直到现在甚至连支持反对都没了，我觉得我该改换游乐场了。

能够容忍网友用抗议贴疯狂的盖楼，看来网易是渴望继续吸引这些人的关注。通过新闻评论来吸引用户，在当前环境下确实是存在很大风险，就好比迅雷需要通过盗版来吸引用户一样，前者面临不可预测的政策压力，后者则是需要准备随时出现的法律风险。

今天我在人人网发了句牢骚，大意说现在掌握权力的领导们太没有文化了。其实控制言论的人也算是没有文化的一种。国庆来了，一边我们看到的是歌舞升平贺大寿，同时也在感受着对言论的紧缩，其实有机会在将来代替这些人掌握社会权力的人群不需要多高的学识多大观察力就能够发现这种畸形，但是他们还是自欺欺人做这些蠢事。很明显这并不是一种对中国的未来负责的管理方式，而只是对自己当前责任负责的一种管理方式。

网络新闻的评论原本是社会压力宣泄的阀门的一种，传播学上一般认为，表达负面意见的渠道的畅通是社会正常运行的保障之一。当越来越多的类似的阀门被关闭，社会的压力的不满总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作为下一个出口的。

Yahoo的微博客产品 meme这两天开始邀请测试，这个美国公司的新产品中盘踞了数量难以想象的中国网民，他们用大量的政治言论和情色图片占据了热门话题的顶端。中国人真的更加关注政治和情色么？Yahoo meme 只是他们不断寻找的情绪出口的一个。

P.S. 尚有Yahoo meme 邀请码一枚，要的留下邮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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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正在被网易网友盖楼的句子，同样也表达了人们对网易窝囊地对待新闻评论开放的唾弃。

确实，曾经作为网易新年主打的“无新闻不跟贴”自从几个月前悄悄的变换了口号，成了“文明上网，登陆发帖”之后，就再也没有对得起长期战斗在回帖第一线的广大人民评论员。

在不久前，门户们不约而同地将评论页的“评论xx条，显示xx条”做了修改，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评论xx条”。这一此地无银的举动也正是网易评论自我紧缩的开始。

通过比较，你可以发现，处理同样的国庆演练新闻，其他三家门户都开放着评论——即使能显示的评论都是高呼祖国万岁——而唯独网易格外谨慎，涉及国庆的新闻极少开放评论。这让我们不禁猜测，网易评论确实是受到了某种压力，继而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更加情绪化的猜测则是，即使开放评论，编辑们也需要人为的将类似祖国万岁的评论置顶并及时修改反对和支持票数，还不如直接关闭评论来的心安理得。

新华社今天的一个新闻是《统计局称北京已达到上中等国家富裕水平》，“统计局”、“北京”和“富裕”是三个极易出经典评论的热门词汇，从前的网易看到能够挑起地域攻击和官民对立的新闻必定眼红不已，但现在网易在转发这篇报到时关闭了评论。一位广州的媒体从业者看到后在自己的twitter上评论道：“你见过这么没有自信的发达城市么？”简单的理解，关闭评论就是禁止网民对该新闻所涉及的内容发表看法。延伸的说，关闭国庆相关新闻评论的意图就是禁止网民对国庆相关事务发表看法，这与官方媒体营造的“举国同庆”的气氛并不相符。看来真理部在大力推动正面评论占据主要位置和负面报道不能超过30%的同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关注直接关闭评论的不良影响。

在当前的媒体制度下，缺乏交互的新闻的传播效果往往是“我想知道的新闻里没有说，我不想知道的新闻里说了一大堆”。网民常常说“评论比新闻好看”，是因为评论总是能够帮助新闻画龙点睛，令蒙在鼓里的新闻读者茅塞顿开。当然，不加节制的评论吸引也容易造成观点的抱团——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发表不同于他人的意见。很多人看到符合他们预期的评论时，会放弃发表自己的想法，转而支持已有的评论，这就会形成某种评论总是受到大量支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结果是，长期阅读和参与某一媒体的人群共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媒介真实，并在新闻和评论的传播中渐渐扩大。一个真实的例子是，网易评论的参与者总是看起来比其他门户的评论参与者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社会，对当前的制度环境表现更加彻底的悲观。

对于一个门户网站而言，这种拟态环境的影响力不能不让真·理部担忧——与他们警惕人群的聚集（例如xi`zang的寺庙的僧人举行大型集体活动是不被允许的）一样，意见的聚集同样会被看作是要求变革的动力而加以阻止。

国庆将临，忙碌的媒体上，大量的共和国的成绩将会被展示，作为国家兴旺的表现和政党执政的合法依据。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些成绩中的真实民众而言，像我的邻居一样渴望自己老家被征地拆迁而感谢工业化富国强民的人固然存在，但是那些至今为了拆迁补偿上访奔波的人，他们的意见若被那些关闭评论的网络平台淹没，会往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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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或许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他们不必坐车一个小时去远在市区的家乐福赶集，而当他们从家门口的家乐福出来时，抬头就能望见那个平地而起的乐园里高耸的云霄飞车轨道如麻花一般蜿蜒盘旋。在你的右侧，一个从不会被网民看做“最牛办公楼”的现代化行政中心大楼里，当局者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政绩上，那个乐园里，年轻人坐在“自由落体”的轨道上拼命喊叫。

他们从来不会体会沃尔玛进入美国西部小城让当地居民带来的那种惊恐和忧虑——在这个仅仅出现不到30年的行政区划中，旧的生活习惯正不断地被更替。和那些习惯了驱车去城里超市购物的西部居民不同，这个小城的人们尚在为地域的优势和公交的便捷自豪。城市的向上的变化正在培养民众的优越感，以至于这种优越感被随意滥用。除了对交通的便利感到优越外，他们也觉得“适宜人居”也将不日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全然忘了，引资者引以为豪的化工巨头的烟囱仍旧浓烟滚滚。

工业化的急速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土地征用，令人头疼的“钉子户”在这里似乎很少见，当地人都知道，这里的政府不差钱。同时，政府通过提高居民福利和改善居住环境的方法打消民众对高耸烟囱的工业化的疑虑——尽管当他们登高北望时常常感叹烟囱附近的居民该是如何的倒霉，而自己却在茶余饭后领着家里的老人在新修成的学校和健身场所附近的马路上乘凉。是的，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

这张图的右侧 就有那条通往山脚的公路

也就是在这条一头通往山脚、行人稀少却远比车辆多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孤独的交通灯默默地指挥着这群享受着工业化配套设施的当地居民，闪烁的红绿灯同时也向告诉人们，尽管地处山脚，但是城市化的到来是不容置疑的。

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同车的一位老太向我们解释，那个化工巨头的废气排放影响了大气环境，最终导致它的老家——台湾遭受了罕见的气象灾害。当我还在为她的分析惊叹时，她又就这高速公路的话题，和司机谈起了广东九江大桥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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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难得买了一份楚天都市报——自从它们涨价后我就没有买过都市报了，昨天是为了看看小报对武大劫持人质事件如何报道的，而楚天都市报的内容最为突出，不仅做大头条，而且花了整版来写。

大陆关于劫持人质事件的报道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警方成功处置+警员英勇。在我之前待过的一个媒体，对于表现警方解决暴力案件是有很大自由度的，而作为市民类媒体，与警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获得稳定新闻线索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大多数类似事件的报道上，那个媒体总会在标题上表现“警方成功处置”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谈到武大人质劫持事件，主要不是为了分析这个事件的新闻——就楚天都市报的新闻而言，唯一的缺憾是闭口不提事件背后的缘由。因为一般的暴力案件总会在初步的报道中提及如“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的内容，而这个新闻没有任何关于原因的内容。我们不要求能够直接展示结果，但是作为合格的案件新闻，至少要表现记者寻找结果的试图——即使确实有结果是不便公开的。

我们提这个事件，主要是寻找一个新闻教育创新的可能，即从专题来进行新闻教育。我想，如果一个没有经历过暴力案件的记者，在遇到暴力案件时可能无法自如的采集必要的信息，比如你如何进入事件现场，如何从警方获取信息？我们当前的新闻教育仅仅致力基础教育，而缺乏应用教育，这是新闻教育日益显现衰弱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有堂新闻课程，讲恐怖分子和媒体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关于专题课程的想法的来源。从实践角度说，专题课程是可行，这不仅仅是新闻采访和写作的教学，同时可以传播理论、新闻比较的教学。比如某堂专题课我们可以讲述“会议新闻”。这个题目在现在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课上仅仅新闻写作中很小的一个类别，最前卫的老师也只是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新闻该如何写作，而大多数老师一言带过。而理想的专题课程中，会议新闻可以涉及新闻写作与采访、传播学理论（例如与政治意图相衔接的议程设置理论）、中西新闻比较等等内容。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专题新闻教学也是可能的。一个合格的新闻专业老师，花费3-4天的时间应该能够准备一个专题课程所需的材料，包括引入事件实例、供学生联系的实例，各种理论衔接储备等，而一个专题课程一般能够使用一至两堂课，据我所知，一般的新闻专业学生一周至多只有一次相同的课程，那么备课的时间是充裕的。同时，由于对实际应用的要求，这样的教学能够避免枯燥、同时自然也不会出现2008年的新闻写作教学还在使用文革时期的例子这样的让人郁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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