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关于姓名权的报道。对美国人来说，管自己叫什么和配枪一样是基本权利之一。这又是一个尊重个体精神和选择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博弈。

其实我也在等待这份标准化的汉字表的公布，看看我和我的朋友们是否需要去改名字。

“马”在中国人使用最多的姓氏中排到第13位，将近1700万中国人姓马。当这些“马”放到一起是会产生无尽的混淆，尤其当他们的名字都一样的时候——姓和名都相同的中国人数不胜数。

凭良心说这个字确实罕见，我没有打出来

Ma Cheng的祖父想了一个简洁的方法避免这种混淆。26年前，当他的孙女出生的时候，他钻进书堆里，终于在词典里的“cheng”字上看到了曙光。这个字意思是飞驰的战马，就是由三个扁的马字组合而来。

马小姐说，这个字太罕见了，别人一看到它就记住了自己和这个名字。这是她喜爱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

但这也是政府户籍管理部门要求她改名字的原因。

对于马小姐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而言，他们的父母希望给子女取一个具有个性的名字，但这与政府管理部门渴望的“秩序”相冲。管理中国13亿人的户籍数据的现代化让公安部门决心用一种计算机可读的身份证代替旧的。这种身份证同时具有彩色的照片。它更难被伪造，能够在机场等场所用于简便的安全检查。

然而，2006年中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户籍管理部门的电脑只能识别55000多个汉字中的32252个。这一现状的结果是，马小姐以及至少6000万人由于姓名复杂无法换发二代身份证——除非他们愿意改名。

这种情况正在日趋严重，或者，在政府部门看来，情况正在好转。自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着手对民众日常使用的汉字进行规范化，包括给子女取名。

上周的一份报道指出，规范化后的汉字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公布，并且肯定会对使用生僻字进行限制。一位政府语言文字官员告诉新华社，这份汉字表将包括超过8000个汉字。虽然这个数字相比现有的汉字数量过于渺小，但这位官员称它们足以描述“任何领域的任何事物”，因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汉字仅仅只有3500个。

政府官员认为中国的父母该在给子女取名上过于夸张，他们不遗余力地寻找那些生僻字，有的甚至硬是造字出来。但是，中国的家长们以在浩瀚的中国古籍中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名字为豪，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努力让子女在社会中引人注目。

某些估计认为，85%的中国人仅仅使用所有姓氏中的100个。“百家姓”正是这种现状的简称。与此相反，90%的美国人却使用着7万个姓。

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那些常用的姓氏数量还在减少。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着这种“去粗存精”。

在上一次统计中，姓王的有超过9200万人，9100万人姓李，8600万人姓张。在中文中，这样的姓氏可以用来定义任何人，比如张三、李四。

这会存在很大的混淆。在中国，叫张伟的人多得足够垒成一座匹兹堡了。在学校和公司，人们往往必须用昵称来分辨那些名字相同或相似的人，比如在一个班级中有三个同学叫刘芳，那么老师会使用大、中、小配以她们的名字来进行区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语言学者Wang Daliang说，使用生僻字取名会给每一个人带来不便。“使用生僻字来避免重复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现在又许多人的名字让人糊涂，电脑上打不出来，人家也不认得，这对社会交流是很不利的。”他说。

但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周佑勇认为，政府在处理这种新规定是必须小心谨慎，“姓名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他说。

马小姐说，由于她的姓名复杂，银行，签证处和售票处通常都使用手写来处理。但是当她去换领二代证时却被北京公安局拒绝了。

“你的名字太麻烦，换一个。”她表示被户籍处如此告知。

马小姐认为，该换的是户籍管理部门的技术而不是她。

“我出生的时候根本没有不能使用这个名字的规定，所以我有权一辈子使用这个名字，”她说。她指出，如果她为了换身份证换个名字，那么她的其他的文件将全部乱套，包括护照、毕业证书等。同时她也表示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来了。

通过走那历史悠久的中国式“后门”，马小姐最终拿到了一张临时证，每三个月必须重新换一张，以这种小牺牲来保住自己的名字。

而23岁的大学生赵C则在这场姓名权之争中认输了。他的律师老爹给他取C这个名，认为它简单，又代表中国（China）。2006年，他因无法取得二代证起诉当地公安局。当局辩称，需要花费上百万元修改系统让他的名字能够录入系统。09年二月份，赵家输了官司。

这场官司可能意味着，以民众个人的力量动摇政府的权威是无效的。不过政府限制使用汉字的规定看来同样无法轻易实施——原先将于2005年公布的版本现已经过了70此修改还没有摆上台面。

一位没有回答采访问题的官员说，对于公众影响的考虑可能会将这份规定推迟更长时间。

许多人也许感觉爱情的羞涩已经消退，周围没有了爱的感觉，整天都是陈腔滥调让人厌烦？那么用心看看：

科学家最近发现，人是能够拥有伴随一生的真爱的。

通过对大脑的扫描，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研究者发现，一小部分已经结婚20年的夫妇与还能够对某种爱情的刺激产生反应，而往往这些反应都来源于那些刚刚经历爱情的小青年。

英国太阳时报说，科学家将这些结婚20年的夫妇与那些小青年进行了扫描对比。

结果显示，大约10%的夫妇脑中存在彼此相关的同一种化学物质——如果这对夫妇不是离了婚又结婚的话。

之前的研究都认为爱情在经历大约15个月到10年之后就会完全消褪，这份报纸说。

“这个结果冲击了对于爱情的传统认识，但我们相信它确实是真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心理学家Arthur Aron表示。

虽然只有10%的几率，但是大家还是要努力啊，呼呼——hellodog

大量的工厂在几个月内倒闭

Mediabam原创译稿，转载请注名来源。原文刊载于纽约时报。

此文刊发于中国举行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之后。文章比较客观的描述了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问题。当然，报道也没有否认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英文的强大的定语从句使报道能够一笔带过地提到许多重要事实和变动，有些看似故意，而有些则是类似普及知识的意图。纽约时报网站前两日被封应当不会是由于这篇文章。

周四，中国共产党再次担当起一个大党的职责。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活动。改革开放令中国成为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经济体。

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仪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援引了30年前开启改革开放大门的邓小平的话说，中国共产但将毫不动摇地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但是在言辞之外，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面临着邓小平倡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过于强硬的政治控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需求下降和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令中国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来维护稳定和保持经济增长。

经济衰退的如此之快——上月出口呈现7年的首次下滑，这是中国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不久之前，胡锦涛的关注重点尚在恶化的环境污染和收入不均上，这些都是社会和环境长效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过这些已不是当务之急。

相反的，领导人们正在通过恢复出口退税和令人民币贬值来鼓励出口。同时，他们也在寻求扩大内需的途径，是中国的经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减少对西方经济的依赖。

政治上，中国的改革者们希望通过一些标志性的纪念活动和后奥运时代的光辉来推动政治改革，以减少官员腐败和不断上升的社会紧张气氛。

不过当北京正忙着为罢工和那些原本繁荣地区的工人失业发愁时，官方对那些不同政见的容忍度也在变的狭窄。本月，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起草了一份要求政府给予更大民主的倡议书后被捕。一位著名媒体的主编因被认为发表了过于具有政治煽动性的文章后被调职。（此处有误，并非江艺平本人发文。译者注）“我们将会逐渐实现更加广泛意义的政治民主，但是我们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胡锦涛在周四的讲话中说。

如果有个地方能够代表中国的改革，那就是深圳，一个根据邓小平的蓝图建立的城市——同时也是当前经济衰退的重灾区。周四的纪念活动是为了与1978年的三中全会相呼应。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成为了中国的领导者，并提出改革开放。两年之后，邓小平指定南中国靠近香港的一个小渔村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之成为引进国外投资和进行出口加工的试验田。今天，深圳已是一个超过1000万人口、被成千上万工厂包围的城市。

深圳郊区福桥工业园是当地经济困境的真实写照。在过去的几个月，园区的一些小企业已经陆续关闭。在一处工厂，老板上月在关闭厂子之后抹去了入口处的标识。两个来要货的顾客之只找到一座空厂。

与此同时，一些工厂还在挣扎中生存。一家很大的印刷厂的工人说，老板从九月开始就不再招聘新的工人了，同时一些老的也在被辞退。许多工人说，因为厂子缩短了上班时间，工资也在大幅减少。“人人都在担心，”26岁的Lin Baozeng是工业园一家食堂的收银员，他说原本每天有500人来进餐，现在只有大约100人了。

“如果经济变差，我该怎么养我的孩子呢？”她那3岁大的女儿在一旁玩耍。

当前，统计深圳或者广东关闭企业数量还是比较困难。广东省已经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提高工资并适度放松政府监管，以及降低出口税率。但是出口衰退带来的影响还是难以估量的。超过7000家中小企业在最近几个月已经倒闭。深圳市长说，深圳市有5万人在这两个月失业。

许多征兆表明这些问题不会这么快就结束。总体上，中国经济明天仍旧会保持增长，但是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增长幅度将会下降5至6个百分点，这已经远远低于多年前的两位数增长速度。

据中国媒体报道，485万民工已经早早地返乡，一些内陆省份表示将会对返乡的农民工进行补贴。周四新华社说，明天将会有650万民工失业。

中国最近恢复了曾经为平衡国内需求而被废除的一些出口补贴。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Huang Yasheng说，这种短期的补贴的确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却解决不了长期问题。“出口补贴也算是救急之举，当前真是没有其他办法来稳住就业。”

Huang Yasheng表示，自1990年后政府专注于出口和提升国有企业的地位，但是这对于造富于民意义甚小。他说，家庭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与整体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普通人仍旧没有多少可支配收入。这在政府试图扩大内需的当下是主要问题。“这是个巨大的挑战。”Huang Yasheng在其最近的《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书中说。

中国最直接的经济刺激手段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和港口。国有银行被要求提供更加便利的贷款，而房地产营业税也在本周取消。这些措施对于稳住当前经济和防止经济全面恶化具有关键意义。而许多中国官员在担心这种国家导向型经济的潜在影响。

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实施的这种国家刺激计划令中国免受邻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而现在它也在继续推动对重工业的投资——这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的主要原因（中国对此否认）。

在人民日报网络版的一篇评论中，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责西方造就了这场全球性的危机，并警告说，如果中国盲目追随西方的工业模式，也会有灭顶之灾。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了西方100年的成果，同时也造成了西方100年才有的环境污染，”潘岳写道，“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如果中国走新房工业文明的老路，最终只会走进死胡同。”

与邓小平时期的30年前相比，中国是一个更加开放和有活力的国家。普通人的生活变化令他们寻求更大的社会空间，就如中国的经济成功是来自于企业的能量而最终是来自于劳动力的辛勤劳动。不过共产党的领导人更加谨慎的对待那种政治力量的释放：独立工会和政治异见仍旧是非法的。

今年早些时候，深圳市的领导们意图使深圳成为政治改革的先锋。深圳官员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包括本地选举的提议、给予司法机构更加灵活的独立裁量权等。不过这些方案后来被省领导压了下来。那些方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看来是一种出轨行为。

一些有影响的中国人认为还有很大的可做空间。中国共产党一所研究机构的学者Yu Keping本周在一份中国顶级的报纸撰文指出，中国需要更大的民主来对付腐败问题。

在一次纽约时报的采访中，Yu Keping呼吁“改革的突破点”。但是他也说改变是需要循序渐进的，需要给予社会稳定一定的空间，而改善政府执政和法制则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我们需要提升中国的民主程度，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保持稳定。如果我们现在来个选举，中国或许会变成泰国那样。”Yu Keping说。

一些专家认为，相对于经济问题，有限制的温和的政治变革是次要的。“明显而又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经济的下挫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政治改革。”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Joseph Fewsmith说。他认为政府可能会借机故意迟缓实施新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

“人们担心的社会问题将会很缓慢的持续下去。”Fewsmith说。

纽约时报抓住了中国的民族争论进行了延伸，原题还真是不好翻译。文中叙述的问题，我认为，应当以发展的、历史的眼光来处理问题，而不能仅仅就某种起源来决定当前的合理归属。

应该说，这篇文章是有偏见性的，采访的对象的所属、叙述的角度都比较狭小，从其原题就可见一斑。

博物馆一楼一块突起的标牌显示了中国政府关于新疆归属的明确态度：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走到二楼，一具古老的死尸看起来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一位“楼兰美女”仰面躺着，齐肩的长发婉婉下垂，她的嘴唇微微褶皱，那狭长的肩胛骨和鼻子最意味深长：她并不像那种你想象中的中国人。

这位楼兰美女是200多具被完好保存的木乃伊之一，过去的10多年，它们在西部的大沙漠陆续重见天日。在谁应当控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治争论中，这些古尸成了主角。

中国政府当前在此面临着间歇性的维吾尔分裂主义运动。维吾尔族大多是土耳其语系的穆斯林，在新疆大约有900万之众。

在争论的中心存在这些问题：谁率先占领了中国西部这个并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又从何时开始，这块石油储量丰富的土地归属中央政府？

维吾尔民族分裂主义者正一点点从这些千年古尸上收集证据，以从历史学角度支持其对这一地区的声明。

国外的学者称，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从塔里木出土的木乃伊显示了新疆自古就是片热土——人们从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齐聚此地，建立文化交错的社会。

交往在丝绸之路最繁忙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当时驼队载着货物远从地中海地区赶来此地进行交易。“从历史上说，这就是个文化交汇之地。”58岁的维吾尔考古学家Yidilisi Abuduresula说，他致力于研究木乃伊。

那些塔里木木乃伊显示了最先占领此地的人来自于西方的可能性——来自于中亚的大草原或者更远的地方——而不是来自于中国内陆的平原或者河谷。类似“楼兰美女”的木乃伊，最早存在于3800年前。

某些维吾尔人抓住最古老的木乃伊看起来更像是西方人这一事实宣称，新疆历来都是属于维吾尔人的。有首现代的民族歌曲歌颂的就是那美丽的“楼兰姑娘”。

“事实摆在眼前，在楼兰发现的人就是维吾尔人。”一位喀什噶尔的维吾尔导游说。因为害怕自己的言论与官方说法发生冲突，他要求匿名。“新疆的民族群体相当复杂，很久以前就有许多民族了。”

中国学者们通常认为，到公元10世纪以后，维吾尔人才从中亚迁徙到现在被成为新疆的地域。但是让中国官方不爽的是，木乃伊提供证据显示，维吾尔人占领此地的时期比官方的版本早得多。

根据官方描述，汉朝将军张骞率领一支军队在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考察了新疆。张骞的存在常常被用来引用，作为汉族对这一地区的主张的佐证。

然而，木乃伊显示，人们进入这一地区的时间还要早几千年，而且多半来自西方。

无可争议的是，塔里木木乃伊的出土是近期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的伟大发现。

在乌鲁木齐博物馆陈列馆展出的有4件。它们的皮肤已经被几千年的炎热所损毁，但是由于西部沙漠干燥的气候的，它们的身体令人惊讶的完好。

一些中国的学者表示，中国政府为了坚持中央政府对于新疆地区的长时间的统治，不会愿意面对这些木乃伊暴露的事实：新疆自始自终有着有别于“中国人”的外域移民。

他们表示，政府不会愿意给与国外科学家对这些木乃伊进行遗传学实验的机会。

“从对木乃伊的远景研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Victor Mair说。他是国外学者中离这些木乃伊最近的人。

Mair第一次接触这些木乃伊是在1988年，当时他带领一对美国观光客来到乌鲁木齐，一件红色头发的木乃伊首次在博物馆的里屋展出。

从那时起，他一直被这些木乃伊的来源困扰着；渐渐的一个逐渐清晰的观点萦绕着他：那些人来自比通常认为更加遥远的地方。

Mair召集了许多学者研究这些木乃伊。1993年，Mair在当局批准后进入新疆进行考古，但是当他带着52件搜集的样品准备离境时被中国政府拦了下来。

不过一位中国学者设法将其中的6个样本给了Mair。一位意大利遗传学者从这些样本中得出结论：至少有两具木乃伊有着欧洲人的遗传标记。

中国政府近些年允许一些仅仅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木乃伊遗传学研究。

著名的复旦大学遗传学家Jin Li将木乃伊实验与一份2007年的地理学文献做了联系。他认为某些古老的木乃伊有东亚或者甚至南亚的遗传学标记，尽管这些文献表示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

Mair不同意任何声称这些木乃伊来自于东亚的说法。他相信，东亚移民在“楼兰美女”和她的人民那个时期之后才来到塔里木盆地。

他说，那些古老的木乃伊很可能是从中亚大草原迁徙而来的类似吐火罗语族的游牧人，属于印欧语系，是从伊朗来的移民的另一支。

这种认为最早的木乃伊是来自于现代中国以西的地方的理论也被其他一些学者支持。一位纺织物专家在他的一本名为“乌鲁木齐的木乃伊”的书中说，木乃伊出土处发现的织物显然是来自于高加索地区的。

人类学家Han Kangxin也得出结论表示，最早的移民并不是亚洲人。他研究了木乃伊的颅骨，称遗传学实验并不那么可靠。

“很明显这些人有上古欧罗巴或者高加索人的血统。”现已退休的Han在其在北京的寓所接受采访时说。

就当前出土的几百具木乃伊看来，其中有一些是东亚人，但是并没有“楼兰美女”或者Cherchen人那么古老。

最著名的中国古墓在啊斯坦纳出土，那相信是一处汉朝到晋朝的军事哨所。

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罗布泊地区发现了一具2000年前的木乃伊，属于Yingpan人。随之出土的古物完全不是这个地方的器物。他带着一个镀金的死亡面罩，穿着红色的长袍，上面绣着赤裸的天使和羚羊——这看起来完全是一位希腊人。

尽管政治上的争论不断，但是该出土的东西的还是在陆续重见天日。

维吾尔考古学家Abuduresula九月下旬去了趟小河墓群——那里差不多发现了350座古墓。最底层的墓葬差不多有4000多年的历史。更多近代的墓葬显示了母系氏族社会样本——崇拜母牛。

他说，就在这片沙漠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位酷似“楼兰美女”的人，她被称为“小河公主”，她的睫毛甚至都完好无损。

从奶粉事件发生以来，中国媒体因严厉的监管而没有任何细节性的报道，这种宏大叙事的媒介声音影响我们对生存环境的判断。这篇细节的、现场的报道能够帮助你平衡这种判断。

上周，在石家庄郊区的一个饲养奶牛的村子里，一群当地人围着一名村官，并指责他。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再看看你的好车，”一名奶农指着那名姓王的村官说道，后者极不自然地站在一辆锃亮的大众车旁。

“你什么都知道，但你什么都没说，你太没良心了！”另一个男人喊道。

中国的奶农被指为自身利益在原奶中掺假，造成了这场中国近十年来最严重的食品危机。但是奶农说他们也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这场丑闻造成53000名婴儿得病，至少4名死亡，并且引起全球性的奶制品召回。

“我已经绝望了，”66岁的Jie Cun’ai说，他和自己的儿子养了56头奶牛。“我是村里损失最严重的一个。电视上说政府会帮助我们，不让我们杀奶牛倒牛奶。但是这不是真的，我们已经倒了10天牛奶了。”

事实上，自从20多家公司的奶制品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后，很少有人愿意买牛奶、婴儿奶粉或者其他奶制品。

在政府调查者拘捕了很多奶农和奶站负责人后，石家庄的那些饲养奶牛的村子便受到了严密的监控。那些被捕的人涉嫌在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以人为提高掺水奶的蛋白质含量，以便通过质量检测。

但是奶农们坚称他们从未使用三聚氰胺，而真正的问题出在乳品公司和他们运营的奶站上。他们也抱怨说，去年施行的食品价格控制措施的压力可能是一些奶农和大公司稀释牛奶并加入化学替代物的动机。
监管漏洞和腐败也被认为是问题所在。许多当地奶农称，贿赂在奶站是很普遍的。乳品专家同时也表示，当地监管机构也存在受贿，或者给予那些当地政府所有的企业一些方便。这意味着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有时是同一人。

政府上月试图遏制这场危机，搜查了奶牛场和奶站，撤掉了监管机构领导和一些高级官员。政府决心整肃这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乳品业。

位于石家庄的三鹿上月发表声明表示其部分婴幼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这引爆了这场危机。三鹿今年的低价策略对当地的奶农首先造成了冲击——许多人两三年前才借了巨资购买奶牛搬到当地当起了奶农。

为了帮助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和控制不断高升的食品价格，三鹿和其他大型乳品企业实施了降价。但是这项措施伤害了当地那些已经疲于应付不断因全球谷物价格上涨而水涨船高的饲料价格的奶农。

“在危机发生前，奶站压低着价格，但是饲料价格涨了许多，”Liu Jin Feng说，她和她丈夫在Xinnancheng村附近养了16头奶牛。“黄豆粉的价格在过去两年上涨了60%。”

“我们之所以对价格没有话语权是因为三鹿在这里处于垄断地位，”35岁的Guo Huanchen打算把他的奶牛卖给屠宰场。“三鹿能提供这么低的价格，因为它在这里没有竞争者。但是现在我们连低价都份都没有了。”

三鹿（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拥有其43%的股份）控制着Nantongyi村唯一的奶站，并提供这个区域的垄断性价格。每天奶农们把自己的奶牛赶到奶站，把奶直接挤到奶站的桶里然后回家等着，等着看自己的牛奶是否通过了质检，以及那些牛奶可以卖多少钱。

而这些天，他们依旧牵着奶牛去奶站挤奶，但是这些奶多半会还给他们，因为要不了这么多奶了。他们或者将奶倒进排水沟里，或者直接倒在奶站附近的菜地里。

奶农们称，那些收奶并把奶提供给大公司的商人有更多的机会添加三聚氰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往牛奶里掺假，”38岁的Nantongyi村奶农Shi说。他指出，奶牛是直接拉到奶站，然后用机器挤的奶。“我认为是三鹿和奶站搞的鬼。”

三鹿针对此事的多次官方声明均把责任推到向它供应原奶的奶农和奶站身上。

掺假的牛奶在中国并不鲜见。专家表示，多年以来，米粥、淀粉和其他化学物都被用来冲淡牛奶来赚取额外的利润。2004年在安徽阜阳，至少14名婴儿在食用了假冒奶粉后死亡。这次“大头娃娃”事件震惊全国，也导致政府要求进行某些变革。

但是乳品专家表示，监管者的脚步还是没有赶上那些造假者。

江苏省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学院的Zhang Guonong说，1986年控制乳品质量的法规已经过时，他和其他专家已经呼吁修订该法规来与泛滥的造价作斗争。

“2004年，我是中国乳制品质量检测报告的起草者之一，”他在电话采访里说。“那时我就发现掺假极其普遍：尿素、肥皂粉和淀粉是相当受欢迎的添加剂。我们建议针对这些东西的质量检测方法应当写入新的法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担心一旦这些东西写入了法规，更多的生产者就会依样画葫芦，甚至发明新的伎俩。”

乳品专家表示，这场危机可能最终促使政府听从他们的建议。“一直存在的问题是，任何人都能提供牛奶，任何人都能拥有或者投资第三方的奶站，”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家Xiang Zhikong说。“没有任何准入要求或者任何形式的质量标准。”

三聚氰胺并不是石家庄奶农需要面临的唯一问题。在Nantongyi村的奶站，政府检测机构发现了高含量的抗生素残余。

这一次，奶农又把帐算到了三鹿头上。三鹿多年前连同当地政府在那里建立了奶源地，现在当然控制了所有的对奶牛的药品注射。

“现在他们说我们的奶质量不行了，说抗生素含量太高，”Shi先生拥有8头奶牛。“但是之前他们可是从未拒收过。所以很明显他们本来就知道，而且为了满足产量的提升照单全收了。”

许多奶农说他们面临破产，而且奶农们将怒气撒在村官头上。他们抱怨政府对他们的生存处境漠不关心。

由于担心奶源地的稳定，政府官员被派到下面去稳定局势。在Nantongyi村，政府官员多次打断采访，然后向村民施压让他们不要和记者讲话。在某处，两个骑自行车的妇女被派来跟着记者。她们稍后为这种被逼无奈的举动道了歉。

在一个村子里，官员甚至让那些抱怨艰难处境的奶农不出声。在政府官员的压力下，一个奶农试图让他那充满怒火的妻子闭嘴，并说：“我相信共产党，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有权拒绝你的采访。”

而他的妻子，则继续抱怨着。

这篇新闻报道了三鹿事件在海外的影响。重点是三鹿的合资者恒天然公司的表态，它表示被三鹿骗了。

在阅读之前，你可能需要浏览这个新闻。

雀巢说自己的产品绝对安全，你信么

新西兰恒天然公司今天公开批评了其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三鹿公司“严重”拖延上报患病婴儿投诉一事。当前中国已经从市场上回收了超过7000吨的有毒奶制品。

新任命的质检总局局长王勇表示，中国政府将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奶制品受化工原料污染一事。据中国官方的调查结果，三鹿公司两个月前就得知有婴儿因三鹿奶粉患病，但并未上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由于不少亚洲和非洲国家禁止中国奶制品进口，目前中国正加大对奶源地和加工企业的检验力度。曾有22家牛奶生产企业被检测出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4名婴儿死亡，53000名婴儿患病。

“奶制品产业遭到了严重打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过来。”百仕达证券上海分析师Chen Gang说。“这场事件牵涉了太多企业，这给大多数人一个很大的打击。” 三聚氰胺通常被用在塑料制品和皮革制造中，却被一些原奶供应商掺进牛奶中，以使得牛奶的蛋白质含量看起来比较高。 台湾今天开始禁止大陆厂商生产的奶粉销售，同样做出类似举动的还有其他15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奶品检验

22家企业中的伊利的股价今天又跌了6.7%，从其产品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以来，总共跌了31%。 而未被检测出三聚氰胺的北京三元乳品，其股价连续五个交易都是涨停，达到了5.08元。三元的市值在六个交易日里飙升了67%。

新华社今天的报道说，中国已经从市场上撤下了7074吨问题奶。农业部22日要求，所有的牛奶供应商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并加强检验。

恒天然总裁Andrew Ferrier表示，在三鹿在石家庄的工厂成为首个被认定为生产有毒奶粉的企业后，恒天然减持了在三鹿中的69%股份。 新华社称，根据当地政府调查，三鹿最早在去年12月就接到了奶粉问题的投诉，在今年6月就知道了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恒天然上周表示，在三鹿4月份接到消费者投诉后，三鹿董事会8月2日才被告知这一问题。

“非常严重”

“如果他们有意欺瞒，那么他们也欺骗了我们。”Ferrier表示，“如果此事被证实，那么这将是非常严重的。”

恒天然在2005年决定以1亿7百万的价格收购三鹿43%的股份。

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在2006年生产了3千2百万吨牛奶。另据欧睿公司的预测，三鹿事件前，中国的乳品市场达到了200亿的规模，比2007年增长了20亿。

中国奶业协会今天在其网站上表示，政府应该实行奶站的准入制度，对流动奶站坚决取缔，建立奶制品质量追溯体系。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母亲不喜欢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Margaret Chan今天在一个采访中说。“母乳喂养对婴儿来讲是最好的。

” 7-11, Mars, Hershey

据欧睿的报告显示，亚洲的婴儿奶粉零售市场原本预计将增长19个百分点，达到85亿美元，其中中国将增长29%。

昨天晚些时候，牛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将从其在新加坡的超市7-11店里撤下可能含有中国牛奶成分的产品。

西贡每日时报援引胡志明市卫生与公共健康研究院副院长Nguyen Xuan Mai的话表示，越南在一艘从中国运送牛奶来的轮船上检测到了三聚氰胺，并要求国内的乳品加工企业检测其产品，直到本月末。

美国生产牛奶巧克力豆和士力架的公司Mars在一封邮件中声明，该公司的糖果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其在中国的工厂没有使用那22家问题企业的产品作为原料。

美国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好时通过发言人表示，从未采购来自中国的原料。

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商雀巢公司昨天表示，它在中国销售的乳制品“绝对安全”。

这篇报道从法律诉讼的角度分析了三鹿事件的现状，指出中国政府出于稳定考虑，在法律诉讼上会谨慎处理。国内尚未有类似报道。

著名的维权律师Li Fangping最近正在忙着向有毒婴幼儿奶粉的受害者家庭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不过他并不打算起诉三鹿，至少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如此的一个事件，在美国必定会吸引一大帮律师盯着巨额的赔偿金，但是在中国，这却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由于中国当前的法律尚不完善，加上政府部门的强大控制力量，中国的律师在三鹿事件上显得小心翼翼。这个事件中至少有53000名婴幼儿因为食用掺假的奶粉而罹患肾病。

政府承诺将免费治疗因污染奶粉引起问题的患儿，以此阻止更多法律层面上的后果。LI 在观望，他想看看政府是否确实履行了诺言。

“我们仍然在等待，看政府如何执行措施，”他说，“如果消费者接受的话，就没有必要和三鹿打官司了。”

“上法庭在中国并不是解决事情的首选手段。”纽约大学研究中国法律的教授Jerry Cohen说。

此时，Li和另外70位律师正在提供无偿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有些医院并未遵守卫生部的承诺提供免费治疗。他们建议那些自己掏了钱治疗的受害者家庭向政府索要补偿金。

超过1000位家长和Li及他的同事取得了联系。Li说，他们抱怨有些医院向那些肾结石尺寸比较小的病患收取费用，或者仅仅提供免费检查但不提供免费治疗，更有的拒绝治疗直到家长支付医疗费。

中国政府承诺了为所有因此次事件产生的医疗费用买单。而且事件还在发展：上周日香港报告了一例因食用受污染奶粉而患肾结石的病例。

不过尚不清楚的是，政府是否会从三鹿公司收取一部分医疗费用。至今为止，三鹿和其他21家产品中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的公司除了退还受害者奶粉钱外，一分钱还没出。

“如果他们的孩子康复了，而且政府支付了医疗费用，他们如何去起诉三鹿呢？”中国社科院法律学者Liu Renwen说，“我不认为他们会打这场官司。”

1986年的中国民法通则并未规定公民可以就道德或者精神上的创伤要求赔偿，只有物质损失可以要求赔偿，比如医药费等等。

不过现在不同了，中国的法院鼓励进行精神损失的补偿。四年前，安徽的两个家庭赢得了一场精神补偿的官司，他们的孩子食用了一家奶粉厂家的不合格产品导致营养不良。

但是他们各自只拿到了不到30万元。这个标准放在三鹿这样的大企业身上是微不足道的。

“在中国这种赔偿的数额很低，那些公司根本可以无视，”西雅图的法律机构HarrisMoure的合伙人Dan Harris说。“如果你召回产品，而仅仅有20个人起诉你，他们每人只得到两万美元，那么这笔好买卖有谁不想做呢？”

同时，中国政府对于许多法律案件中原告所发出的不满情绪的政治影响深感忧虑。在三鹿事件中，受害者家庭可能责问政府为何三鹿的有毒奶粉可以受到免检的待遇。

当四川地震那些因校舍倒塌身亡的学生的家长们试图起诉当地政府部门时，法院拒绝受理。政府官员要求那些家庭接受庭外和解，并接受补偿金。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相信那样会动摇执政基础，所以政府并不太乐意从法律层面上解决问题。”中国法律问题专家Cohen说。

“到现在为止的迹象表明，政府正在谨慎的限制法律的介入，”Cohen补充道，“在许多有重大争议的领域，那些共同起诉是很难被受理的。”

Li正在考虑起诉三鹿的可能性，他说，由于这件事已经政治化了，能否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就不清楚了。

“政府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他们不想看到所有的受害者家庭联合起来，所以共同起诉的可能性不大。”

“个人起诉还是可行的，”Li主张，不过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像三鹿这样的事件中，政府会直接从财政里拨钱出来补偿受害者。

“这种处理方式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他说。

中国的有毒奶粉丑闻变得更加糟糕了。根据周日政府部门发布的数字，当前有13000名婴幼儿因使用受到污染的婴儿奶粉而入院治疗，这一数字是之前报告的两倍多。

发布这一新数字的卫生部网站显示，卫生部已经追查了大部分被污染的三鹿奶粉。因受到工业添加剂三聚氰胺的污染，三鹿的奶粉已被召回。

卫生部报告显示，全国有53000名婴儿因食用受污染的奶粉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症状。据粗略的估计，已经有40000名婴儿接受了检查，未经治疗”已无大碍“。另外的12892名婴儿因为更加严重的肾病正在接受治疗。目前已有1579名已经治愈。

中国媒体报道了4例因为三聚氰胺引起的肾病的死亡病例，但是卫生部的数字只有3例。

自从两周前向公众公布后，有毒奶粉造成一场食品安全危机。

对于政府而言，这场食品危机是一年前那场危机的再现。当时美国有许多宠物因为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中国宠物粮而得病。当时政府承诺调整这方面的调控措施，并且规定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

周日，中国媒体刊登了温家宝在首都医院看望病儿的新闻，”不要哭，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对一名九岁大的孩子说。

上周末，香港政府公布了首例大陆以外的受害者，这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婴儿同样服用了来自大陆的奶粉。

应该说，纽约时报在奶粉事件中给予了公正和及时的报道，下面是更多的相关报道。

• China Seeks to Calm Fears Amid Dairy Scandal (September 21, 2008)
• China Says More Milk Products Show Signs of Being Tainted (September 19, 2008)
• Worried Parents in China Wait for Answers on Tainted Formula (September 18, 2008)
• Baby Formula Sickened Many More, China Says (September 17, 2008)

标题：China clears streets for the Olympics
作者：By Barbara Demick, Los Angeles Times Staff Writer
原文在此

这是个炎热的夏夜，已经晚上10点半了，躺在高架公路下的一群男男女女试图入睡，用力拍打着蚊子，并挪动着屁股。他们躺在用报纸和硬纸板铺就的席上，显得有些不舒服。突然有人大喊：警察！

当他们想要逃跑时已经太晚了，警察用大巴封锁了他们逃离的道路。这些大巴等会用来把那些人装走。

这种“睡前突袭”只是庞大的奥运清理行动的一部分。上千中国公民被带出了首都，他们就像宴会上的不速之客。

这种地下道清理行动从7月13日开始，持续了2天，共清理了1000多名各省来京上访人员。

上访要追溯到早先的中国帝王时代，并被中国的法律所不允许。当普通的中国民众遭受各省政府部门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无理抓捕时，进京上访是一种实用而基本的自我保护方式。

作为申办奥运的承诺之一，中国政府许诺改进人权记录。上个月，中国政府指定了北京的几处公园作为奥运期间的合法示威之地。

但是与此同时，前所未有的清理行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展开。那些上访者和乞丐、扒手、拾荒者一起上了“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单，在奥运开幕前被要求离开北京。

这些上访者之所以住在街上也是由于当局以奥运安保为由，关闭了上千家廉价旅馆和地下室公寓。在那里居住每天只要不到7块钱。当局此举也毁掉了上访者赖以为继的邻里关系。

“他们就是要把我们赶出北京，他们说我们是负面形象，把我们当作难民和罪犯看待，”37岁的Wang Lijun说道，他为了争取父亲的军队复退抚恤金而上访。他父亲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在1958年被定为反革命后，所有的福利都被剥夺了。

Wang Lijun在7月13日那天热的睡不着，才在抓捕中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在重大事件时清理上访者在中国当局来说很平常，比如在中共代表大会时就是如此，但是这次的行动前所未有，上访者说。

“这次比以前打击得更狠了。他们把我们当敌人看待，觉得我们会危害国家的稳定。”44岁的Li Li说。她来自陕西，因为担任管理工作的丈夫被一家钢铁厂开除的事，她已经上访了7年。“他们要我支持奥运会，拥护国家，拥护党，但是没有人来关系我们。”

最近一个上访者常去的地方是二环路高架斜坡的出口处，那儿叫Kaiyang桥，靠近新建成的火车南站和最高法院。他们在人行道旁举着皱巴巴的上访材料，当有任何人注意时，他们便会向他们诉说——而这会引起更多人关注。

在清理行动前，至少有1万人在那里上访。现在只剩下了几百人，他们时刻面临着骚扰和被拘捕。据几位目击者说，近日一位上访的妇女被4名警察推进了警车带走。

“她大叫救命、救命，那简直就像绑架。”

“非常可怕，警察甚至连牌照都没有。”目击者李说。不过他相信那些警察来自那个妇女的家乡黑龙家省，他们来带她回去。

“如果他们要带回去的人有谁影响了奥运会，那责任就是他们的，他们就会丢掉工作。所以他们不顾一切的想要带上访者回去。”李说。

这些事不应该怪在北京警方的头上，他们是截访者的责任。他们是由各个省派到北京来将他们的上访者带回去，每带回去一个，截访者可以得到将近5000元。他们徘徊在火车站或者上访者常去的地方附近，同时他们也监听上访者家里的电话。

“我一下火车就担心他们盯着我。”37岁的Wu Huangying说。他今年6月来北京上访，要求释放他弟弟，他被严刑逼供承认对福建某机关的爆炸案负有责任。

在过去，上访者会被送去劳教或者精神病院。在北京南部有个叫马家楼的拘留中心里有许多上访者。有时候，他们简单的被送回老家——而他们在那里小歇一下，攒点钱又回到北京。

7月20日开始的关闭地下旅馆行动让许多外地来京的民工由于无处容身同样离开了北京。许多北京工地的包工头也失业了，因为建筑工地被要求临时停工以缓解奥运期间的空气污染。

接着失业的是那些修自行车的，捡垃圾的，算命的和街头小贩，中国政府力图将北京打造成一个现代的具有西方生活气息的城市，所以这些职业是不能出现的。

在那些不被欢迎的人当中，访民是最固执的。许多人把奥运看做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成千上万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冤屈，他们能够轻易接近那些达官贵人和外国记者。

“我在奥运时来这里冒着大险。”35岁的家庭主妇Wang Haizhen说。她的丈夫是个兽医，去年被人诬告入狱。她说她丈夫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还打算来观看奥运会。

“我丈夫特喜爱体育，特别是足球，她非常希望奥运时能来这里——现在只有我能来了。”

她说她不可能参观任何一场奥运比赛，因为安保人员只盯着门票和身份证。她希望到时她能在体育场或者天安门附近找块地方树个横幅，或者最好能在摄像机前。

许多访民都在兜里揣着手工缝制的条幅，他们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一个老革命居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其中一个说。

不少访民说他们会试试去那三个指定的示威公园，不过许多人认为那可能只是个幌子。示威者会被要求提前5天提交一份申请，包括示威的参加者，主题和标语所采用的语言。

Wang Lijun说，他们会去那里，不过他们担心那是个陷阱，仅仅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带他们会老家。

Deng Rufu 坐在一块石头上，看着人们从已经被摧毁的家乡撤离。

一个羌族青年满头大汗地用一个特殊的木框子背着他82岁高龄的奶奶。另一个更老的妇女吃力的拄着一根雕有花纹的手杖；一个穿着粉红运动鞋的小女孩跟在后面。

“此时此刻，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损失了多少。”Deng 用手指轻轻敲击着一个传统的羊皮鼓说道，“我们必须守护我们的文化。剩下的羌族人不多了。”

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是，大地震彻底摧毁了羌族祖先留下的土地。羌族一般被认为是公元前21世纪一位传奇中国皇帝的后裔，或者是犹太人的一个分支。羌族差不多只有30万人，他们大多数生活在距离震中100英里的范围内，那些在四川属于经济落后的地区。

一些羌族人翻山越岭步行12个小时撤离一个叫Dengbao的村子，但是还有两个老人不愿离开。

“房子，道路，我们养的猪，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毁了。”33岁的农民Deng Kaijian 说，他正跟着别人一起离开北川。

有些人是头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们以前从未出过村子，”68岁的Deng Jiachang说。他和他65岁的老伴Wu Guangfen一起坐在绵阳急救中心前，手里攥着方便面领取单，就像握着金子。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Deng jiachang 说。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夹克衫，戴着一顶棕色帽子，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顶大号的贝雷帽。

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图显示，羌族的村镇粗略地分散在这次地震的沿线。北川县有将近80%的房屋倒塌，这里居住着超过9万羌族人。震中汶川县，还有另外的3万羌族人。距离此地几分钟路程的Taoping村是个有着2000千多年历史的羌族村，因其有着古老的石塔和堡垒而著名。据报道，这个村子也同样遭到了重创。

没有人能够尝试估计大约4万名遇难者中有多少羌族人。许多羌族的山村过于偏远和渺小，致以于地震发生一个周后，救援人员才赶到那里。

同时，一些工作或学习在大一点的镇上的年轻羌族人穿着和当地汉族相同的服装，这使得救援人员很难轻易分辨遇难者中的羌族人。但是毫无疑问，羌族被认为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受灾最严重的就是羌族。”来自茂县的40岁的羌族学者Huang Chenglong说。虽然情况很糟糕，但是总还是存有一丝希望。羌族传统房屋都是有坚固的石头筑成。羌族曾在1933年茂县大地震中得以生存，因此在他们的传统中，他们有着更多应对地震的经验。

周日，Huang组织了在北京的羌族学者和学生一起讨论对策。

“气氛比较被悲伤，”Huang说，“有五到六个学生至今还没有他们父母的任何消息。”

他的同事在北川建立的一个羌族研究中心在县政府大楼倒塌时被毁了，他说。

“地震不仅仅减少了人口，”他说，“它也对羌族文化有毁灭性影响。当重建时，许多人将会从山村迁到大城市去。这将会使保护他们的文化特性难上加难。”

羌族的个体特性已经存在问号。他们与藏族有着相似的表面特性和文化，尽管后者信仰万物有灵的佛教，相信任何事物背后都有神灵。

羌族的血统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羌族是大禹的后裔，起源自中国有记录的第一个朝代，也许就是中国人的祖先。在古代的甲骨文中也提到过羌族。这个理论很好的支持了政府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主张。

而苏格兰传教士Thomas Torrance在上世纪20年代写的书中提到，羌族人是古代犹太人的后裔。他把羌族人憎恨的偶像和他们在秋天庆祝新年而这正符合犹太日历这两点作为依据。

台湾学者Wang Mingke对这两种说法均报怀疑。他相信，“羌”这个词在古代中国文献中是指生活在中国西部的普通游牧者，与今天的“羌”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他说，只是在最近的十年，这些人把自己等同与“羌”。

“他们由各个小山沟中的几百号人组成，他们把自己称为erma，意思是‘我们的人’，他们把另一个山谷中的人称为野蛮人。”Wang说。

近年来，学者和观光客对于羌族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台北的中国语言研究院正在编制一部羌族语言词典。这是西藏—缅甸项目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些项目中最具有一致性的事实。这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羌族拥有众多方言却没有文字。在30万羌族人中，只有大约10万人说这种语言。

从事这个编制工作的语言学家Jonathan P. Evans担心剩下的那些会说羌族语言的人可能在地震中遇难。“我一直在联系我在那边认识的人，但是从没有联系上。”

比地震更大的危险是，能够流利地说羌族语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说普通话而不是羌族语，”34岁的Wang Guangmei在绵阳的安置地说，“我们不是山里的羌族人，我们更遵从汉族的传统，比如婚嫁，比如丧葬。”

甚至连那些老人也懒得向他们的孩子讲羌族语。

“谁都说不想看到自己的文化消逝，”Jonathan P. Evans说，“他们想要人们来流传这些文化，但是好像自己却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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