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那些目之所及距离现今越近的历史学家就越危险。于是，当港版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把年代写到1995年并细致地描述过去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时，国内历史教科书只能识趣地以只言片语带过。

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确实是两回事。若因教科书而藐视国内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便会遭受那些认为国内记者不配称为记者的人相同的待遇——是的，他们忽视了环境。如果我们结合了国内的环境来看历史学家——尤其是近代史学家——会发现他们的确和记者一样是最苦闷的人群之一。

那些整天把头埋在发黄的线装书中的人们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将所有的历史文献电子化并可检索要比陪养一群爱看线装书的历史学家的花费高得多，尽管对于那些尤其需要他们的人来说，后者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当历史学家沿着过去的历史的轨迹回首当下时可能会感到遗憾，因为那些忠实描述历史的想法都被自己扼杀在脑中了。有一天他们会希望那些由冰冷的机器组成的搜索引擎能够早些代替他们这些类似“问答服务”的血肉之躯。

历史并不单纯记录过去供人们作文献式的查阅，历史同样被用来解释当下。中国近现代史承担了太多的解释功能，以至于史学家们本该如数家珍般谈论毕生所学时小心翼翼。历史学家章开沅说，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品格。

然而史学家还要学会抵御忧伤。大众媒体上并不缺乏他们谈论历史的文章，但如果他们忘记界限，忧伤便会随之而来。现实告诉他们，代表大众文化传播者的媒体并不被鼓励去帮助民众重新解读那段历史，无论是教科书问题，还是再次发现上个世纪初的外交历史，都联结着当代人的敏感神经。

显然我们没有忘记延续自己的文明，那些忧伤就比忘记历史要令人宽慰。一方面，历史学家需要心情愉快的参与他们心知肚明的残缺的文明的传承和重新建构，另一方面，他们明白，总有一天他们会沉浸在无尽的忧伤之中，他们的子孙可能会问，当年你做了多少？

和众多人文社科领域一样，极致的细分领域能够让历史学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可是有些事情是躲不开的。许多深知这一点的国外学者的著作的扉页甚至都能令众多国内史学家忧伤——寥寥数十字的扉页写着他们早已扼杀在脑中的想法。这些著作在进入国内时自然成了“洁本”。面对没有脏东西的洁本，国内史学家们和它们又在同一层面了。

不过，至少他们还有“环境”作为抵御忧伤的良药。有明显的信号告诉他们，这种环境将会多少年不动摇，可能这会成为效果最长久的膏药吧。

当我在公交车站和火车站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报摊购买带着解密或者某史标题的报刊时，我想不出来他们的阅读兴趣从何而来。而当我在同学家中看到他父亲床头摆满了各种牛皮纸封面的类似杂志，我终于可以从对他父亲的了解来思考这种报刊读者的阅读兴趣了。

同学的父亲是地方政府的一员，工作和生活较为顺利，但是也有继续升迁的渴望，即使有比较现实的年龄问题摆在眼前。虽然工作与纯粹的学问无关，但是他依旧热爱学习。

从政者看起来是这种报刊的一大阅读群体——除了公开出版的，甚至还有声称是内部发行的简易读本。在我翻到的几份标示北京某智囊机构出版的印刷刊物上，明显位置都有官员专供的提示。在中国，即便是县级以下的地方官员都有洞悉国际局势和遥远的京城权力斗争的渴望，似乎哪一天自己就能用上这些此刻完全脱离他们生活的学识。同样是对权力的追求，让这类报刊总是不愁销路，解密历史加上足以挑起民族自豪感的煽动性标题，就能轻易让人驻足购买。

和中国的大多数转型中的工业产品一样，这些刊物并不介意互相模仿，甚至雷同得难以分辨。新周报、新传奇、新世纪、新风采、新纪实、新关注、新发现、新读者、新天下、新视点、大参考。在武汉光谷广场附近的一个普通公交车站，带有上述刊名的报纸整齐的躺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名字类似，版型版式都趋于一致。

中国市场上的文摘类出版物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人文和励志类，他们自称是“心灵读本”，用讨巧的小故事来提供生活情趣，如《读者》。第二类是军事类，这类报纸不是吹嘘中国装备，就是暗示他国军事威胁。第三类是生活实用类，家里的老人是这类报纸的忠实读者。第四类即是这篇文章讨论的历史揭秘类。

历史揭秘类的报刊离不开政治，这种畸形而又流行的报刊细分体现了国内关于政治的矛盾：这是一个从小到大都需要你懂政治讲政治的国度，却也是一个不允许民众讨论政治的国度。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机构甚至要求民间的网站都必须具有“政治敏感”，在适当的时候为大局考虑关闭网站，而几乎所有的民间论坛都不厌其烦的告诉他们的用户，不要谈论政治。这矛盾来自于，我们的国家有一段将近半个世纪的混沌历史，在合乎“政治敏感”的范围内对其进行梳理和猜测，便成了这种报刊的谈资。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是这种政治性质刊物存在的基础之一，因为老大哥乐意看到读者之间没有互动。这段混沌的历史就惧怕读者的互动，拥有类似题材的网易历史就是因为充满了互动性，在2009年七月份后被一度关闭。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是，这个细分市场的竞争既已如此激烈，为什么各种有报刊出版资源的机构会一窝蜂的在这个市场投资？在那堆报纸中，新周报是一个记忆中的名字。在2004年10月26日，湖北知音集团以《新周报》这个刊名出版了一份严肃的时政类周报。这份报纸活到了当年到12月8日，短短45天时间，总共出刊七期，而短短七期已令其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尽管真理部通过内部的新闻简报否认强令新周报停刊，称是其自主停刊，但做一份严肃的时政周报不得，而只能依靠解密野史继续延续自己的生命，这已经足以展现中国严肃内容制造的缩影。新周报在当年可能不懂得政治家办报，不怎么讲政治，如今却把“讲述当年的政治”当作了自己的营生，这是不是一种讽刺？它印证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的在网上讨论的结论：因为严肃内容的大门关闭，媒体才越来越低俗娱乐和体现自己的商业性。这也能很好的解释国内夸张的扫黄和反低俗运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国内黄色文化泛滥的原因是由于政治改革步伐缓慢，人们在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无法通过正常的公开场合行使自己的政治表达权利，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淫秽色情作品表达自己的意见，“色情既是躲避现实生活中政治陷阱的最好手段，同时也是挑战政治伦理的有效途径”。

低俗和色情文化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身份的平等，当两个人在色情论坛中遇到的时候，会觉得双方都是赤身裸体，等级的差距消失了。人们在色情论坛中很少相互攻击，甚至连调侃和嘲笑都极少——当色情网站被国内视作非法时，访客们无疑会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着同样的“犯罪”的血液。面对一堆几年前的旧图和差之千里的标题，回复者也会礼貌的说：“老图了，还是感谢楼主”。这是他们在必须讲政治的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的乌托邦，因为高压的政治是等级森严的。

其次，低俗和色情文化体现民众的反抗。在轰轰烈烈的反低俗运动中，“草泥马”这匹神兽就是民众反抗网络言论管制的产物。当合法媒体和言论平台无法正常表达意见的时候，意见必然通过各种变体进行传达，低俗和色情作为当局不懈整治的对象，自然容易被当成情绪宣泄的载体。许多低俗段子的创作是政治领导人和情色场景的结合，这二者在反抗性的民众意见表达中扮演了相对类似的角色，前者拒绝被变革，后者不能被谈论，它们都是威权的代表。

中国是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地摊上的历史小报们一方面高尚的代表了一段混沌历史的解惑者，另一方面却可被视为低俗：他们被逐出谈论建设性的政治的大门，在商业和娱乐化的道路上又不得不依靠谈论另一种软弱又没有威胁的政治来生存。这只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必须接受的无数矛盾中的一个。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主席令确认这部法律将在今年10月1日施行。

这部法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看，保守秘密的法律在字面上总是称维护国家利益，而潜台词一般都是维护政权的统治，但是规定任何公民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这可以认为是对时下热门的网络揭黑和网络反腐的一种防御。

1988年第一版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就有对公民保守国家秘密义务的规定。同时，现行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也可以视作对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的规定。新修订的保密法增加了许多涉及计算机方面的规定。但是这部5000多字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那些容易产生疑惑的问题。比如普通公民非主观故意偶然获得秘密，主动发布，是否需要负有该法规定的各项法律责任。比如一位网友在街上捡到一个优盘，内有某种他无法识别的符号和图像，他回家将这些内容传到twitter上让网友辨认。而事实上这是一份某国企人员不慎丢失的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工程的设计资料。那么这位网友是否需要为泄密负法律责任呢？我的意见是不需要，因为保守这一专门秘密的责任本不在他，他也无法识别这些秘密的内容。只要一个人不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秘密，都不应该被追究责任，而只能追究未尽保密义务者的责任。也就是说，保密责任不应该被转嫁。网友们在网上转载内容时附上的“我是文盲，转帖仅因为手抖无法控制”等无责任条款，其实就是不转嫁责任的一种诉求。

另外，这部法律对于秘密事项的规定仍旧如旧法一般笼统，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这种秘密事项的规定在去年就被国家部委利用。2009年，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义明向财政部和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信息的公开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财政部做出了书面回复：不宜公开。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对国家秘密定义的泛化解释，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来办事，出钱人却无权知道钱用到哪里去了，好比你请了装修公司装修自家新房，结果人家不肯告诉你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在缺乏权力约束，又缺乏现代政府意识的国家，这样一部保密法是不应该涉及到公民保密的。因为普通公民既没有给秘密定性的权力，也没有给秘密定级的权利，我们无法保证政府为了私利不对公民滥用保密法案。2004年湖南师涛案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情景：没有书面信息可以让当事人确认一份政府文件究竟是不是秘密，而对这份文件的秘密性质的确定，是在进入司法程序后，由控方通过保密局出具鉴定。民众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了十足的弱势。因此合理的立法，应当向民众倾斜。

新闻的客观从被理解为客观主义到现在新闻院校的学生觉得谈论新闻的客观性毫无意义，展现了一段了媒体控制者对新闻进行自我解读和随意蹂躏的历史。媒体鲜有谈论控制的掣肘之还害，难道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判断新闻客观和真实上，正是这些始终存在掣肘，改变了我们表现新闻的方式和理解新闻的能力？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时事新闻都开始学会必须巧妙的叙述，以避免为掣肘所害？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非新闻专业人士都知道一个新闻，重要的内容总是在于新闻本身没有描述的部分？

又是从何时开始，这个奇迹般的国度虽日日提供国外媒体人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却难以满足国内媒体人那颗忐忑的心？

新闻生产从源头变的蹑手蹑脚，读者在猜测新闻背后意义的同时，同样需要精于防御五毛的袭扰，这无形中提高了读者的想象力。

我们只能说，真正的新闻在中国是存在的——缺章少句并不妨碍对真正新闻的界定，这种神奇的界定不在于新闻本身，而在于读者。一个读者的想象力的高度，决定了一个新闻的“真”的程度。阅读新闻已经不是纯粹一手拿报一手握茶的闲事，如果不愿被蒙蔽，智商不愿被侮辱，读者便需要更多角度更多口径的新闻的事实来加以判别。

乐观的看，媒体控制的长远益处在于提高了那些真正关心自身生存环境发展的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他们比那些没有媒体控制的国度中的人更加精于此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的老话或用在这里也是较为恰当——天知道那些能够轻易读懂新闻中隐藏的事实的人今后能干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至少，这样的人更加清楚整个政府和国家的系统是如何运行的，比如，当他们看到新华社报某某官员因矿难引咎辞职，他们知道不久之后，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个人的身影。这就是民智。

采访权在国内尚无明文法定，所见的仅仅是当记者采访时人身受到侵害时使用民法通则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这是采访权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通常被表述成一种记录事件，访问和采集信息的权利。对于这个部分，其实单定采访权的必要性还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记者来到某交通事故现场，以记者身份询问目击者，目击者接受采访。某些新闻学教材中把这种情景归结为记者的采访权。我认为，这种访问和信息采集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受访者因为希望本身所拥有的信息得到传播，而将信息推送给记者，这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同样，市政府将财政预算报告等政府信息提供给记者，也不存在义务性，因为其义务仅仅是通过媒体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自然也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

采访权的当前意义表现在政府赋予记者采集信息的权利，这种政府视角的权利算不上一种真正意义的权利赋予——国务院规定中央部委接受采访零拒绝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恩惠。从法律角度看，采访权应当被表述为“不被……的权利”——这种看似给予自由的语句确实不是现在环境能够接受的。如果有这种明确的表示，那么类似零拒绝的声明的话题价值就相对小很多了。

关于香港记者被打事件，官方新闻发布会解释的一部分是：要求其出示采访证而未出示。“采访证”这个物件在正常的新闻环境中一般是用在封闭的、特定的环境中，例如姚明婚礼，发了及其有限的通行证，以至于某些媒体意欲伪造通行证进入（后由于通行证技术含量太高而作罢）。而城市街道中的信息采集，必须基于采访证，则不够合理。试想一下，一个普通市民拿着摄像机在街道旁拍摄，应当是合法的。那么当这个市民的身份是记者，从事同样的拍摄行为时，也应当判定为合法的，只要他没有妨碍公务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存在（官方声明中的意思煽*动，我是不信的，因为香港记者对游*行应当不存在好奇心理而超越了其记者的身份）。我们不能够因为后者的影像资料将提供给“媒体”而对其行为特殊对待，毕竟法律是不应推测行为人的后续意图，而只应根据其已有行为来加以调整。媒体控制机构若确实需要控制信息的流出，也应当针对媒体来截留信息，例如常见的“预先限制”，谁叫我们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呢？

当然，更加深入而完善的新闻法制自然还需要涉及媒体控制机构进行“预先限制”时面临的限制，比如需要举证证明该信息的流出将确实引发危险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立法被耽误了，现在谈立法其实更加虚幻了，以致于南京大学的段京肃在小型讲座上也不想过多谈及新闻立法。

类似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或许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他们不必坐车一个小时去远在市区的家乐福赶集，而当他们从家门口的家乐福出来时，抬头就能望见那个平地而起的乐园里高耸的云霄飞车轨道如麻花一般蜿蜒盘旋。在你的右侧，一个从不会被网民看做“最牛办公楼”的现代化行政中心大楼里，当局者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政绩上，那个乐园里，年轻人坐在“自由落体”的轨道上拼命喊叫。

他们从来不会体会沃尔玛进入美国西部小城让当地居民带来的那种惊恐和忧虑——在这个仅仅出现不到30年的行政区划中，旧的生活习惯正不断地被更替。和那些习惯了驱车去城里超市购物的西部居民不同，这个小城的人们尚在为地域的优势和公交的便捷自豪。城市的向上的变化正在培养民众的优越感，以至于这种优越感被随意滥用。除了对交通的便利感到优越外，他们也觉得“适宜人居”也将不日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全然忘了，引资者引以为豪的化工巨头的烟囱仍旧浓烟滚滚。

工业化的急速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土地征用，令人头疼的“钉子户”在这里似乎很少见，当地人都知道，这里的政府不差钱。同时，政府通过提高居民福利和改善居住环境的方法打消民众对高耸烟囱的工业化的疑虑——尽管当他们登高北望时常常感叹烟囱附近的居民该是如何的倒霉，而自己却在茶余饭后领着家里的老人在新修成的学校和健身场所附近的马路上乘凉。是的，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

这张图的右侧 就有那条通往山脚的公路

也就是在这条一头通往山脚、行人稀少却远比车辆多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孤独的交通灯默默地指挥着这群享受着工业化配套设施的当地居民，闪烁的红绿灯同时也向告诉人们，尽管地处山脚，但是城市化的到来是不容置疑的。

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同车的一位老太向我们解释，那个化工巨头的废气排放影响了大气环境，最终导致它的老家——台湾遭受了罕见的气象灾害。当我还在为她的分析惊叹时，她又就这高速公路的话题，和司机谈起了广东九江大桥的事故。

对于关灯，许多人表示无法理解——一个中等城市的路灯早关五分钟就比大规模的一个小时的熄灯折腾省电的多，如果仅仅是为了宣示环保的概念，为何不熄灯比如10分钟？如果你无法理解，那么你也必然从未真正理解过，史前时代当人类尚在为狩猎生存而奋斗时却花时间去岩石上记录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你也必然从未真正理解，为什么如同一堆劣质颜料组合的梵高的印象派画作能够几乎被西方誉为神圣；你也不会真正理解，两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为什么会打一个能不能从南美雨林里找到一条蛇的赌。

我们在能够接受意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抛开争论，潜心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下，我们深受实用主义的困扰——当我们举手投足时我们总是由衷地自我呼唤：这是正确的么、这有利于国家民族么、这有利于经济发展么？我们被成功教育地充满了集体主义的荣耀之感——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众有中国的那样忧国忧民，在关灯的那一刹那都能够及时想到这一关那电网是否承受得了？

我们能不能不要永远装作如此理性？我们能不能让我们自然的内心放纵一把？或者我们表现的如此理性和实用主义，是由于我们根本已经找不到自己那自然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仅仅充斥着劳动的冲动，我们唯一“正确”的信仰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是为了实现某个主义。

这是一种已经弥漫遍野的国家和民族的焦虑——在那些更加发达的国家我们经常能够见闻不少被我们评价为“吃饱了没事干”的事情，例如花费半个月的时间摆好一片多米诺骨牌然后在半分钟内将它们推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心态，前者唯一被告知和关心的是狩猎，而后者则像他们的真实的祖先那样，知道应该在坚硬的石壁上蚀刻自己的生活。我们应当看到瞩目的增长的荣耀背后的暗示，暗示完整的人性和人格正日渐消弭。

而被许多人贬为“无聊”的“地球一小时”行动正是这样一种久违的蚀刻的生活，如果使用“有用无用论”来判断，这确是一种形式主义。但是相信当你虔诚的与多少个和你一起等待那一刻到来的人同时关闭电源时，你肯够体会从史前延续至今的人类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这信念抛开政治的分歧和经济的距离。有那么一天，拒绝接受的人会发现，自己在焦虑和忙碌之中抛开经济发展的光芒，渴望寻找一股基于“普世价值”的人类共有的温暖，好比当我们努力寻找看到圣女在奥林匹斯山采集火种时的那丝感动一样。

QQ校友能够通过QQ好友来深入联系，这是校内等其他SNS网站不具备的优势，虽然他们都有通过输入QQ号码和密码进行批量好友添加的功能，但是前提是用户将已经添加了这些信息。虽然QQ校友现在用户很少，但是假以时日，QQ的粘性还是想腾讯吸引门户用户那样地再次为校友贡献力量，比如之家在QQ上提示校友的新动向等等，因为一般用户登陆聊天软件的可能性总是要大于SNS网站的。

和数不清的网站类似，听起来纯洁的校内也是懂得美女攻势的，美女总是容易成为人气之星，而推荐美女人气之星就是校内拉动互访的工具——指不定哪天你看到谁长得顺眼你就点击了她？

这就是学校里的美女们啊，一整排出现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低俗？我问了一些女生，她们的首页也出现了不少美女，貌似校内尚未主动在这块挖掘——加一个判断语句来根据用户性别显示男女人气之星是一件多么容易实现的事。

某低俗网站用来吸引广告点击的低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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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部分国外中小投资者担心这一案可能对自身的收购行为造成影响。19日出版的香港《南华早报》分析了当前国外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文章以“China raises chills as Coke bid bottled up”为题，令许多即将进行并购的投资者纷纷奔向法律界人士，以分析“造成垄断而被禁止”的可能性。

不过关注中国法律的英文博客chinalawblog撰文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大多数私人投资都是相当小、相当不具有重大影响的，不可能受到可口可乐并购失败的影响。

南华早报的观点还是暗示了悲观。比如它举例美国Carlyle Group公司难以增持徐工集团的股份以获得控股权，因为当地政府和媒体认为，徐工机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但是作为果汁这种非战略也非关系国家安全的并购也被阻止，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同时感到悲观的还有一位自1979年来一直为美国在华投资商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人士Steve Dickinson。他认为自此案后，许多在香港准备投资内地的投资人可能会回老家去。

chinalawblog指出，在华的投资者需要转变思路，因为还是有一些中国政府鼓励的投资领域和手段的，比如：

——收购那些中央政府无暇管理的小企业

——收购那些在严重财务困境中的国企，并重组之

——可以在大型的企业中占据不致控股的少数股权，但是需要引入技术和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