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那些目之所及距离现今越近的历史学家就越危险。于是，当港版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把年代写到1995年并细致地描述过去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时，国内历史教科书只能识趣地以只言片语带过。
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确实是两回事。若因教科书而藐视国内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便会遭受那些认为国内记者不配称为记者的人相同的待遇——是的，他们忽视了环境。如果我们结合了国内的环境来看历史学家——尤其是近代史学家——会发现他们的确和记者一样是最苦闷的人群之一。
那些整天把头埋在发黄的线装书中的人们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将所有的历史文献电子化并可检索要比陪养一群爱看线装书的历史学家的花费高得多，尽管对于那些尤其需要他们的人来说，后者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当历史学家沿着过去的历史的轨迹回首当下时可能会感到遗憾，因为那些忠实描述历史的想法都被自己扼杀在脑中了。有一天他们会希望那些由冰冷的机器组成的搜索引擎能够早些代替他们这些类似“问答服务”的血肉之躯。
这是很久以前就想写的话题。
当我在公交车站和火车站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报摊购买带着解密或者某史标题的报刊时，我想不出来他们的阅读兴趣从何而来。而当我在同学家中看到他父亲床头摆满了各种牛皮纸封面的类似杂志，我终于可以从对他父亲的了解来思考这种报刊读者的阅读兴趣了。
同学的父亲是地方政府的一员，工作和生活较为顺利，但是也有继续升迁的渴望，即使有比较现实的年龄问题摆在眼前。虽然工作与纯粹的学问无关，但是他依旧热爱学习。
从政者看起来是这种报刊的一大阅读群体——除了公开出版的，甚至还有声称是内部发行的简易读本。在我翻到的几份标示北京某智囊机构出版的印刷刊物上，明显位置都有官员专供的提示。在中国，即便是县级以下的地方官员都有洞悉国际局势和遥远的京城权力斗争的渴望，似乎哪一天自己就能用上这些此刻完全脱离他们生活的学识。同样是对权力的追求，让这类报刊总是不愁销路，解密历史加上足以挑起民族自豪感的煽动性标题，就能轻易让人驻足购买。
和中国的大多数转型中的工业产品一样，这些刊物并不介意互相模仿，甚至雷同得难以分辨。新周报、新传奇、新世纪、新风采、新纪实、新关注、新发现、新读者、新天下、新视点、大参考。在武汉光谷广场附近的一个普通公交车站，带有上述刊名的报纸整齐的躺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名字类似，版型版式都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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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不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闻了。
新闻的客观从被理解为客观主义到现在新闻院校的学生觉得谈论新闻的客观性毫无意义，展现了一段了媒体控制者对新闻进行自我解读和随意蹂躏的历史。媒体鲜有谈论控制的掣肘之还害，难道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判断新闻客观和真实上，正是这些始终存在掣肘，改变了我们表现新闻的方式和理解新闻的能力？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时事新闻都开始学会必须巧妙的叙述，以避免为掣肘所害？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非新闻专业人士都知道一个新闻，重要的内容总是在于新闻本身没有描述的部分？
以三位香港记者在xin*jiang采访时被打为引（相关信息请自行搜索），本文仅对理想的新闻法制中的“采访权”部分进行简单的设定。
采访权在国内尚无明文法定，所见的仅仅是当记者采访时人身受到侵害时使用民法通则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这是采访权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通常被表述成一种记录事件，访问和采集信息的权利。对于这个部分，其实单定采访权的必要性还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记者来到某交通事故现场，以记者身份询问目击者，目击者接受采访。某些新闻学教材中把这种情景归结为记者的采访权。我认为，这种访问和信息采集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受访者因为希望本身所拥有的信息得到传播，而将信息推送给记者，这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同样，市政府将财政预算报告等政府信息提供给记者，也不存在义务性，因为其义务仅仅是通过媒体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自然也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
采访权的当前意义表现在政府赋予记者采集信息的权利，这种政府视角的权利算不上一种真正意义的权利赋予——国务院规定中央部委接受采访零拒绝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恩惠。从法律角度看，采访权应当被表述为“不被……的权利”——这种看似给予自由的语句确实不是现在环境能够接受的。如果有这种明确的表示，那么类似零拒绝的声明的话题价值就相对小很多了。
关于香港记者被打事件，官方新闻发布会解释的一部分是：要求其出示采访证而未出示。“采访证”这个物件在正常的新闻环境中一般是用在封闭的、特定的环境中，例如姚明婚礼，发了及其有限的通行证，以至于某些媒体意欲伪造通行证进入（后由于通行证技术含量太高而作罢）。而城市街道中的信息采集，必须基于采访证，则不够合理。试想一下，一个普通市民拿着摄像机在街道旁拍摄，应当是合法的。那么当这个市民的身份是记者，从事同样的拍摄行为时，也应当判定为合法的，只要他没有妨碍公务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存在（官方声明中的意思煽*动，我是不信的，因为香港记者对游*行应当不存在好奇心理而超越了其记者的身份）。我们不能够因为后者的影像资料将提供给“媒体”而对其行为特殊对待，毕竟法律是不应推测行为人的后续意图，而只应根据其已有行为来加以调整。媒体控制机构若确实需要控制信息的流出，也应当针对媒体来截留信息，例如常见的“预先限制”，谁叫我们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呢？
当然，更加深入而完善的新闻法制自然还需要涉及媒体控制机构进行“预先限制”时面临的限制，比如需要举证证明该信息的流出将确实引发危险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立法被耽误了，现在谈立法其实更加虚幻了，以致于南京大学的段京肃在小型讲座上也不想过多谈及新闻立法。
从地图上看，这只是偏安中国一隅的一个小城，一个永远的火车的终点站。与其他火车的终点站不同的时，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正在影响着其民众那原本与大多数中国人类似的生活方式和举事心态。
类似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或许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他们不必坐车一个小时去远在市区的家乐福赶集，而当他们从家门口的家乐福出来时，抬头就能望见那个平地而起的乐园里高耸的云霄飞车轨道如麻花一般蜿蜒盘旋。在你的右侧，一个从不会被网民看做“最牛办公楼”的现代化行政中心大楼里，当局者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政绩上，那个乐园里，年轻人坐在“自由落体”的轨道上拼命喊叫。
他们从来不会体会沃尔玛进入美国西部小城让当地居民带来的那种惊恐和忧虑——在这个仅仅出现不到30年的行政区划中，旧的生活习惯正不断地被更替。和那些习惯了驱车去城里超市购物的西部居民不同，这个小城的人们尚在为地域的优势和公交的便捷自豪。城市的向上的变化正在培养民众的优越感，以至于这种优越感被随意滥用。除了对交通的便利感到优越外，他们也觉得“适宜人居”也将不日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全然忘了，引资者引以为豪的化工巨头的烟囱仍旧浓烟滚滚。
工业化的急速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土地征用，令人头疼的“钉子户”在这里似乎很少见，当地人都知道，这里的政府不差钱。同时，政府通过提高居民福利和改善居住环境的方法打消民众对高耸烟囱的工业化的疑虑——尽管当他们登高北望时常常感叹烟囱附近的居民该是如何的倒霉，而自己却在茶余饭后领着家里的老人在新修成的学校和健身场所附近的马路上乘凉。是的，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
这张图的右侧 就有那条通往山脚的公路
也就是在这条一头通往山脚、行人稀少却远比车辆多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孤独的交通灯默默地指挥着这群享受着工业化配套设施的当地居民，闪烁的红绿灯同时也向告诉人们，尽管地处山脚，但是城市化的到来是不容置疑的。
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同车的一位老太向我们解释，那个化工巨头的废气排放影响了大气环境，最终导致它的老家——台湾遭受了罕见的气象灾害。当我还在为她的分析惊叹时，她又就这高速公路的话题，和司机谈起了广东九江大桥的事故。
在一个由非政府背景的环保组织发起的“关灯一小时”活动面前，我们忧虑的不仅仅是开关拨上还是拨下这种简单的判断，我们还担忧一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停止用电是否会影响电网的运行，我们中的一部分甚至相信关灯行动背后的“险恶的政治用心”
对于关灯，许多人表示无法理解——一个中等城市的路灯早关五分钟就比大规模的一个小时的熄灯折腾省电的多，如果仅仅是为了宣示环保的概念，为何不熄灯比如10分钟？如果你无法理解，那么你也必然从未真正理解过，史前时代当人类尚在为狩猎生存而奋斗时却花时间去岩石上记录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你也必然从未真正理解，为什么如同一堆劣质颜料组合的梵高的印象派画作能够几乎被西方誉为神圣；你也不会真正理解，两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为什么会打一个能不能从南美雨林里找到一条蛇的赌。
我们在能够接受意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抛开争论，潜心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下，我们深受实用主义的困扰——当我们举手投足时我们总是由衷地自我呼唤：这是正确的么、这有利于国家民族么、这有利于经济发展么？我们被成功教育地充满了集体主义的荣耀之感——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众有中国的那样忧国忧民，在关灯的那一刹那都能够及时想到这一关那电网是否承受得了？
我们能不能不要永远装作如此理性？我们能不能让我们自然的内心放纵一把？或者我们表现的如此理性和实用主义，是由于我们根本已经找不到自己那自然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仅仅充斥着劳动的冲动，我们唯一“正确”的信仰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是为了实现某个主义。
这是一种已经弥漫遍野的国家和民族的焦虑——在那些更加发达的国家我们经常能够见闻不少被我们评价为“吃饱了没事干”的事情，例如花费半个月的时间摆好一片多米诺骨牌然后在半分钟内将它们推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心态，前者唯一被告知和关心的是狩猎，而后者则像他们的真实的祖先那样，知道应该在坚硬的石壁上蚀刻自己的生活。我们应当看到瞩目的增长的荣耀背后的暗示，暗示完整的人性和人格正日渐消弭。
而被许多人贬为“无聊”的“地球一小时”行动正是这样一种久违的蚀刻的生活，如果使用“有用无用论”来判断，这确是一种形式主义。但是相信当你虔诚的与多少个和你一起等待那一刻到来的人同时关闭电源时，你肯够体会从史前延续至今的人类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这信念抛开政治的分歧和经济的距离。有那么一天，拒绝接受的人会发现，自己在焦虑和忙碌之中抛开经济发展的光芒，渴望寻找一股基于“普世价值”的人类共有的温暖，好比当我们努力寻找看到圣女在奥林匹斯山采集火种时的那丝感动一样。
Tags: 信仰
前几天有许多邮件邀请我去QQ的校友，进去一看，人还是相当少的，虽然之前说要与校内网进行竞争，但是其用户大多是看不惯校内的人流如织和浮躁气氛而出来的——或许有些人天生就不喜欢有太多人的地方，太热闹了，反而无法像自在地躲在一间屋子里说话，聊天的感觉了。
QQ校友能够通过QQ好友来深入联系，这是校内等其他SNS网站不具备的优势，虽然他们都有通过输入QQ号码和密码进行批量好友添加的功能，但是前提是用户将已经添加了这些信息。虽然QQ校友现在用户很少，但是假以时日，QQ的粘性还是想腾讯吸引门户用户那样地再次为校友贡献力量，比如之家在QQ上提示校友的新动向等等，因为一般用户登陆聊天软件的可能性总是要大于SNS网站的。
和数不清的网站类似，听起来纯洁的校内也是懂得美女攻势的，美女总是容易成为人气之星，而推荐美女人气之星就是校内拉动互访的工具——指不定哪天你看到谁长得顺眼你就点击了她？
这就是学校里的美女们啊，一整排出现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低俗？我问了一些女生，她们的首页也出现了不少美女，貌似校内尚未主动在这块挖掘——加一个判断语句来根据用户性别显示男女人气之星是一件多么容易实现的事。
某低俗网站用来吸引广告点击的低俗图片
由于担心“造成垄断”，商务部通过反垄断审查手段阻止了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一案。在随后举行的外交部新闻会上，发言人直言：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
不过，有部分国外中小投资者担心这一案可能对自身的收购行为造成影响。19日出版的香港《南华早报》分析了当前国外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文章以“China raises chills as Coke bid bottled up”为题，令许多即将进行并购的投资者纷纷奔向法律界人士，以分析“造成垄断而被禁止”的可能性。
不过关注中国法律的英文博客
Carlyle Group公司难以增持徐工集团的股份以获得控股权，因为当地政府和媒体认为，徐工机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但是作为果汁这种非战略也非关系国家安全的并购也被阻止，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同时感到悲观的还有一位自1979年来一直为美国在华投资商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人士Steve Dickinson。他认为自此案后，许多在香港准备投资内地的投资人可能会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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