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联想的新闻

看来,我们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不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闻了。

新闻的客观从被理解为客观主义到现在新闻院校的学生觉得谈论新闻的客观性毫无意义,展现了一段了媒体控制者对新闻进行自我解读和随意蹂躏的历史。媒体鲜有谈论控制的掣肘之还害,难道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判断新闻客观和真实上,正是这些始终存在掣肘,改变了我们表现新闻的方式和理解新闻的能力?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时事新闻都开始学会必须巧妙的叙述,以避免为掣肘所害?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非新闻专业人士都知道一个新闻,重要的内容总是在于新闻本身没有描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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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权设定

以三位香港记者在xin*jiang采访时被打为引(相关信息请自行搜索),本文仅对理想的新闻法制中的“采访权”部分进行简单的设定。

采访权在国内尚无明文法定,所见的仅仅是当记者采访时人身受到侵害时使用民法通则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这是采访权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通常被表述成一种记录事件,访问和采集信息的权利。对于这个部分,其实单定采访权的必要性还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记者来到某交通事故现场,以记者身份询问目击者,目击者接受采访。某些新闻学教材中把这种情景归结为记者的采访权。我认为,这种访问和信息采集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受访者因为希望本身所拥有的信息得到传播,而将信息推送给记者,这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同样,市政府将财政预算报告等政府信息提供给记者,也不存在义务性,因为其义务仅仅是通过媒体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自然也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

采访权的当前意义表现在政府赋予记者采集信息的权利,这种政府视角的权利算不上一种真正意义的权利赋予——国务院规定中央部委接受采访零拒绝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恩惠。从法律角度看,采访权应当被表述为“不被……的权利”——这种看似给予自由的语句确实不是现在环境能够接受的。如果有这种明确的表示,那么类似零拒绝的声明的话题价值就相对小很多了。

关于香港记者被打事件,官方新闻发布会解释的一部分是:要求其出示采访证而未出示。“采访证”这个物件在正常的新闻环境中一般是用在封闭的、特定的环境中,例如姚明婚礼,发了及其有限的通行证,以至于某些媒体意欲伪造通行证进入(后由于通行证技术含量太高而作罢)。而城市街道中的信息采集,必须基于采访证,则不够合理。试想一下,一个普通市民拿着摄像机在街道旁拍摄,应当是合法的。那么当这个市民的身份是记者,从事同样的拍摄行为时,也应当判定为合法的,只要他没有妨碍公务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存在(官方声明中的意思煽*动,我是不信的,因为香港记者对游*行应当不存在好奇心理而超越了其记者的身份)。我们不能够因为后者的影像资料将提供给“媒体”而对其行为特殊对待,毕竟法律是不应推测行为人的后续意图,而只应根据其已有行为来加以调整。媒体控制机构若确实需要控制信息的流出,也应当针对媒体来截留信息,例如常见的“预先限制”,谁叫我们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呢?

当然,更加深入而完善的新闻法制自然还需要涉及媒体控制机构进行“预先限制”时面临的限制,比如需要举证证明该信息的流出将确实引发危险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立法被耽误了,现在谈立法其实更加虚幻了,以致于南京大学的段京肃在小型讲座上也不想过多谈及新闻立法。

门口的城市化

从地图上看,这只是偏安中国一隅的一个小城,一个永远的火车的终点站。与其他火车的终点站不同的时,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正在影响着其民众那原本与大多数中国人类似的生活方式和举事心态。

类似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或许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他们不必坐车一个小时去远在市区的家乐福赶集,而当他们从家门口的家乐福出来时,抬头就能望见那个平地而起的乐园里高耸的云霄飞车轨道如麻花一般蜿蜒盘旋。在你的右侧,一个从不会被网民看做“最牛办公楼”的现代化行政中心大楼里,当局者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政绩上,那个乐园里,年轻人坐在“自由落体”的轨道上拼命喊叫。

他们从来不会体会沃尔玛进入美国西部小城让当地居民带来的那种惊恐和忧虑——在这个仅仅出现不到30年的行政区划中,旧的生活习惯正不断地被更替。和那些习惯了驱车去城里超市购物的西部居民不同,这个小城的人们尚在为地域的优势和公交的便捷自豪。城市的向上的变化正在培养民众的优越感,以至于这种优越感被随意滥用。除了对交通的便利感到优越外,他们也觉得“适宜人居”也将不日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全然忘了,引资者引以为豪的化工巨头的烟囱仍旧浓烟滚滚。

工业化的急速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土地征用,令人头疼的“钉子户”在这里似乎很少见,当地人都知道,这里的政府不差钱。同时,政府通过提高居民福利和改善居住环境的方法打消民众对高耸烟囱的工业化的疑虑——尽管当他们登高北望时常常感叹烟囱附近的居民该是如何的倒霉,而自己却在茶余饭后领着家里的老人在新修成的学校和健身场所附近的马路上乘凉。是的,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

这张图的右侧 就有那条通往山脚的公路

也就是在这条一头通往山脚、行人稀少却远比车辆多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孤独的交通灯默默地指挥着这群享受着工业化配套设施的当地居民,闪烁的红绿灯同时也向告诉人们,尽管地处山脚,但是城市化的到来是不容置疑的。

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同车的一位老太向我们解释,那个化工巨头的废气排放影响了大气环境,最终导致它的老家——台湾遭受了罕见的气象灾害。当我还在为她的分析惊叹时,她又就这高速公路的话题,和司机谈起了广东九江大桥的事故。

实用逻辑和信仰学习

在一个由非政府背景的环保组织发起的“关灯一小时”活动面前,我们忧虑的不仅仅是开关拨上还是拨下这种简单的判断,我们还担忧一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停止用电是否会影响电网的运行,我们中的一部分甚至相信关灯行动背后的“险恶的政治用心”

对于关灯,许多人表示无法理解——一个中等城市的路灯早关五分钟就比大规模的一个小时的熄灯折腾省电的多,如果仅仅是为了宣示环保的概念,为何不熄灯比如10分钟?如果你无法理解,那么你也必然从未真正理解过,史前时代当人类尚在为狩猎生存而奋斗时却花时间去岩石上记录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你也必然从未真正理解,为什么如同一堆劣质颜料组合的梵高的印象派画作能够几乎被西方誉为神圣;你也不会真正理解,两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为什么会打一个能不能从南美雨林里找到一条蛇的赌。

我们在能够接受意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抛开争论,潜心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下,我们深受实用主义的困扰——当我们举手投足时我们总是由衷地自我呼唤:这是正确的么、这有利于国家民族么、这有利于经济发展么?我们被成功教育地充满了集体主义的荣耀之感——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众有中国的那样忧国忧民,在关灯的那一刹那都能够及时想到这一关那电网是否承受得了?

我们能不能不要永远装作如此理性?我们能不能让我们自然的内心放纵一把?或者我们表现的如此理性和实用主义,是由于我们根本已经找不到自己那自然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仅仅充斥着劳动的冲动,我们唯一“正确”的信仰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是为了实现某个主义。

这是一种已经弥漫遍野的国家和民族的焦虑——在那些更加发达的国家我们经常能够见闻不少被我们评价为“吃饱了没事干”的事情,例如花费半个月的时间摆好一片多米诺骨牌然后在半分钟内将它们推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心态,前者唯一被告知和关心的是狩猎,而后者则像他们的真实的祖先那样,知道应该在坚硬的石壁上蚀刻自己的生活。我们应当看到瞩目的增长的荣耀背后的暗示,暗示完整的人性和人格正日渐消弭。

而被许多人贬为“无聊”的“地球一小时”行动正是这样一种久违的蚀刻的生活,如果使用“有用无用论”来判断,这确是一种形式主义。但是相信当你虔诚的与多少个和你一起等待那一刻到来的人同时关闭电源时,你肯够体会从史前延续至今的人类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这信念抛开政治的分歧和经济的距离。有那么一天,拒绝接受的人会发现,自己在焦虑和忙碌之中抛开经济发展的光芒,渴望寻找一股基于“普世价值”的人类共有的温暖,好比当我们努力寻找看到圣女在奥林匹斯山采集火种时的那丝感动一样。

低俗的校内和冷清的校友

前几天有许多邮件邀请我去QQ的校友,进去一看,人还是相当少的,虽然之前说要与校内网进行竞争,但是其用户大多是看不惯校内的人流如织和浮躁气氛而出来的——或许有些人天生就不喜欢有太多人的地方,太热闹了,反而无法像自在地躲在一间屋子里说话,聊天的感觉了。

QQ校友能够通过QQ好友来深入联系,这是校内等其他SNS网站不具备的优势,虽然他们都有通过输入QQ号码和密码进行批量好友添加的功能,但是前提是用户将已经添加了这些信息。虽然QQ校友现在用户很少,但是假以时日,QQ的粘性还是想腾讯吸引门户用户那样地再次为校友贡献力量,比如之家在QQ上提示校友的新动向等等,因为一般用户登陆聊天软件的可能性总是要大于SNS网站的。

和数不清的网站类似,听起来纯洁的校内也是懂得美女攻势的,美女总是容易成为人气之星,而推荐美女人气之星就是校内拉动互访的工具——指不定哪天你看到谁长得顺眼你就点击了她?

这就是学校里的美女们啊,一整排出现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低俗?我问了一些女生,她们的首页也出现了不少美女,貌似校内尚未主动在这块挖掘——加一个判断语句来根据用户性别显示男女人气之星是一件多么容易实现的事。

某低俗网站用来吸引广告点击的低俗图片

汇源并购案失败会否造成激冷效应

由于担心“造成垄断”,商务部通过反垄断审查手段阻止了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一案。在随后举行的外交部新闻会上,发言人直言: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

不过,有部分国外中小投资者担心这一案可能对自身的收购行为造成影响。19日出版的香港《南华早报》分析了当前国外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文章以“China raises chills as Coke bid bottled up”为题,令许多即将进行并购的投资者纷纷奔向法律界人士,以分析“造成垄断而被禁止”的可能性。

不过关注中国法律的英文博客

Carlyle Group公司难以增持徐工集团的股份以获得控股权,因为当地政府和媒体认为,徐工机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但是作为果汁这种非战略也非关系国家安全的并购也被阻止,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同时感到悲观的还有一位自1979年来一直为美国在华投资商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人士Steve Dickinson。他认为自此案后,许多在香港准备投资内地的投资人可能会回老家去。

互联网时代传统报纸如何生存

卫报发布了新的API(什么是API?),允许第三方开发者调用卫报内容数据库应用到其他软件中。这个API是卫报开放平台的组成部分之一,还包括一个数据仓库。卫报表示在将来还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其数据仓库存有大量高质量的数据,通过 Google Docs来运营。

在卫报的这一举动之前的几个月,纽约时报已经提供了其文章搜索的API,其数据涉及报纸的所有内容,电影评论,突发事件以及有关于美国国会的数据。其他的新闻机构像BBC等也提供类似的API。

看来国外的媒体比中国的报纸更加感受到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而显而易见的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举动是提供与其他互联网媒体平行的网络内容。例如卫报早就提供了RSS的全文输出,在国内,你很难找到这样的纸质媒体,因为大多数报纸的网络呈现模式还仅仅停留在使用方正公司的解决方案提供在线阅读,并为此沾沾自喜。国内报纸的网络版似乎很在乎自己的清白之身,难以摆脱若干年前网络报纸刚刚接触网络的样子,比如我较为熟悉的《新民晚报》,其报纸的网络版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而他们宁可再新建一个新民网来作为单独的新媒体发展战略的排头兵。

但这已经算是国内报业中较为前卫的一种互联网实现模式了,处于对于政策影响的担忧,更多的报纸总把自己置于网络内容的一定距离之外,而是倾向于提供例如“报网互动”的形势来表现自己跟上时代脚步的形象。

或许在报纸尚为宣传手段之一的当前,我们在中国还是难以体会纸媒对互联网的恐惧,因为轻义倒下一家互联网公司比倒下一家报纸更能够让人接受。

意识形态的央视春晚

按:计划这篇文章是在除夕之夜,但是家里的破电脑却怎么也无法打开。元宵节晚上,当我下了火车一个人在珞瑜路闲逛的时候,我的思维继续完成着这个文章的计划。

和许多在春晚之前不吃不喝好几天酝酿情绪专门撰文批评春晚的人一样,我也专心地看完了央视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毕竟,这个国家最高电视机构可能使用了我们的税款来大操大办,我们没有理由让自己的钱打水漂。

无论从舞台的华丽程度还是演员的敬业程度而言,央视春晚都称得上一场演出的顶级水平,但是骂声却一年接着一年,一年更甚一年。我们不能仅仅使用一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来加以解释。

央视春晚开始出现的时候,人民的精神食粮是匮乏的,从那一场混乱中走出来的人却尚在演示其对国家控制文化的不满,而春晚这种声称“与全国人民联欢”的电视节目震惊了民众。人们开始在新闻联播之外找到了愿意相信国家控制的理由。

不过,不仅仅民众有了这种觉悟,控制着同样有了类似认识——对央视春晚的批评由网络时代的开始而泛滥。这是一对不易被认识的矛盾:一方面,控制者对网络时代意见内容的多元化和传播途径简化产生警惕,另一方面,民众似乎也在控制者眼皮底下通过这些多元化摆脱长久的牢笼。于是,我们看到的作为“联欢”而生的央视春晚一步一步走向意识形态化——哪能有这么蠢的领导看不到春晚这条船其实除了打渔之外也是可以用来摆渡的?

几天前在一个地方台的节目中看到文化学者朱大可评论春晚相声的没落:相声放弃本应秉持的讽世的传统,因此渐渐不被观众喜欢。其实小品同样临着这样的危险——那些不被人喜欢的相声和小品披着宏大叙事的外衣,仅仅通过言辞狡黠来搔弄人民的笑点。春晚的语言类编导的工作变得如此简单:我们需要一个小品来歌颂农民工的辛勤付出,我们需要一个小品老歌颂军人的无私奉献,同时,我们更加需要展现奥运的小品。与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一样——韩美林说,不断有各级领导打招呼,要求吉祥物包含中国的文化,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五个小人来承载那些文化——春晚早就学会这种寄托,生怕有什么群体什么大事被忽略。宽容的总结者可能将《吉祥三保》解释为对农民工形象的放大,而另一种说得通的理解则是对农民工情绪的抚慰——其背后是将近两千万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失业,而春节过后正是潜在的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某国外媒体这样形容:如果春节过后中国的火车站没有出现混乱景象,那就说明出现了危机。

显而易见的是,观众并没有如期的理解控制者的这种寄托,于是我们的春晚出现了大量的靠大吼和重音来输出笑料的节目。那些重音意在提醒某些意识形态的残余的观众,需要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于是这个节目的初衷就得以实现了。

而唯有赵本山的小品是个例外,这也是赵本山连年最受期待的原因之一。我的父亲正是这种期待者之一,除夕之夜他很早就睡了,但是要求当赵本山出来的时候一定喊醒他。

我们能够发现,赵本山在近些年的最受好评的小品中总是以一副为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所不齿的形象出现,这对民众而言好比新闻联播出现娱乐新闻一般令人期待,如果你受够了新闻联播“前10分钟,领导们都很忙;中间10分钟,全国人民都很幸福;后10分钟,国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常年累月的毒害的话。赵本山小品最能令人发笑的段落总是看似不经意而出,而非其他小品依靠重音和夸张动作提醒观众“这里可以笑了”。赵本山通过口误和表达愚昧来制造笑声,这是民众需要的,他们渴望看到最高国家媒体的一种(即使是表面上的)自我降低身份、传达与其日常叙述截然相反内容的形象,这种看似令人心旷神怡的嘲讽心理的表达隐含了他们对长期单向度而又单调的灌输式传播的不满。如果使用一个流行词来描述赵本山小品,这个词是“山寨”,是对那些着重表达某一事件和群体的小品的山寨。山寨在此处的含义是对传统权威的挑战。

应该说,在当前传播语境下,由央视出品的春晚存在着原罪,这原罪从央视出品春晚之初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条件来识别它。而现在,人们正通过发表对央视春晚的谩骂来声讨其原罪。

扔鞋和暴力犯罪

扰乱温家宝剑桥大学演讲的男子将被以“暴力犯罪”名义起诉,这是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

在大学的演讲中向演讲者投掷器物,没有击中便被带离场,如果仅仅以次被诉“暴力犯罪”,不免让人猜想英国在处理此事上过于“政治化”。而从国内媒体的报道和网民意见来看,这种政治化或许确实存在——在网易评论中,居上的评论充斥着“枪毙”之类的言论。看来,情绪和政治因素正在影响着这一事件的思维判断和法律审判。

我们不妨想想,如果布朗来到清华大学演讲,清华某学生向其投掷鞋子,这事会如何进行?或者我们还可以想想,如果被扔鞋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普通人——比如易中天来华师讲座,我看不惯他的立领西服,脱下鞋子扔过去,结果会怎样?

从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看,主要画面始终对准温家宝,表现其处乱不惊,鞋子并没有砸中——如果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故意伤害是够不上,最多能够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拘留几天——事实上如果以以往的扰乱公共秩序的同类处罚事由相比,拘留也是相当重的处罚了。

我想,对于发生此类事件,法律手段的处理需要更加谨慎和严格,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司法相对不够独立的国家而言。政治化的“补偿性”的急速审判是否真是必要的?事发后中国官方的反应是否过于强烈?其实道德的谴责恐怕是更好的方式——剑桥的学生不是正在要求校方开除这名败坏学校名声的学生么?

一些较为理性的句子:

1、中国官员无法接受在高层领袖出现时,怎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局限在中国的角度,没想到这是在民间,而民主国家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很有限

2、在中国,年轻人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对民族造成的伤害了解甚少,他们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都是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强大、在世界上如何有地位.他们更加维护政府,不允许外人批评中国,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政府非常好。年轻人对来自国外的不同声音,容忍度很低

3、中国经济的开放正导致日益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也步向多元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尽管中国民间充满了各式幽默调侃,但中国的政治层面仍旧僵化。

4、首位被鞋袭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躲过飞来的鞋子之后,曾笑容尴尬地打趣称,扔向他的两只鞋是一双10号鞋。之后他还自我开解道:“我不会就此感到烦扰。这就像是你去参加一个政治集会,有人会向你喊叫。这是获得人们注意的一种方式。”

5、中美两大国领袖受鞋袭后的不同反应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有学者分析说:“温家宝的反应过于政治化,中国领导人不了解民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显得缺乏风度。中国领导人可以不让这种事情在中国发生,在奥运时你可以不让国人抗议示威,发出反对的声音,但你无法压制国外的反对声。假如中国领导人能更好地适应国际社会,遇到这种事情,只需调侃一下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