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操,以体育为名的集体主义

时至今日,只有三个地方还存在大规模、固定时间的集体出操行为:学校、军队和监狱。

很难在这三者中找到显而易见的共通点。按照公众对早操的理解,这种集体参与的体育锻炼并不能解释它同时出现在这三个场所的合理性,毕竟罪犯相对于军人和学生而言对健壮的体格的需求并不那么强烈。

2012年4月华大在线刊发的特别报道《变味的早操》中提到,部分大学生们对早操感到单调、枯燥无味。这篇报道提及上个世纪中期,国内大学生的早操行为具有“军事化的印记”。

大学时代的好与坏

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说,大学,可能是他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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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华师团委学生会举办了一个寻访校友的活动,通过访谈校友,来展示华师的历史。在以小组为成员展示的访谈成果中,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在摄像机前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他们第一次踏上这所大学的那一刻。

那一刻,和今日的学生经历的几乎一样。拉着沉重的行李的女生一下车,就会有殷勤的学长围过去帮忙,并在去往寝室的路上,成为女生的百科全书。桂中路通往元宝山的路,在女生看来有那么的长,以至于她认为如果没有学长,她一时半会是找不到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女生开始第一次走在校园里,第一次看到军训教官,第一次到八号楼上课,第一次去虎泉夜市……如果有一份关于第一次的列表,一天一夜这张表都列不完。

说大学是一个人的最好的时代,不仅在于这是一个人最集中学习知识的场所、最终决定职业或事业的方向的关口,也是他收获友情和爱情,以及一份可供回忆一生的记忆的地方。

大 学教育对一个人的知识增长与境界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是在大学里,才开始针对某一个特殊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独立思考——汇集这种思考的 群体对于国家和社会意义重大。它将一个庞大的人群转变为有意思和有抱负的人。在低层次上,这群人的兴趣影响了由他们构成的社会的“口味”基础,而高层次 上,这群人的兴趣决定了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个群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

然而从某种角度看,大学可能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从这里开始,你正式加入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运行系统之中,没有人会再保护你,帮助你构建起用来遮蔽现实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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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阅读的未来

两年前,一位喜爱阅读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她选择购买本地都市报的标准已经变的相当庸俗:看哪份报纸送的东西好。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下,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都市报们似乎觉得,读者在购买自己的报纸时如果无法占到一包纸巾的实惠,他们就不会成为回头客了。

一周前,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吸引了我。我从网上找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将它装入了Kindle阅读器中。

报业的衰落、传统书店的凋零已有超过五年的数据和事实可以证明。记忆犹新的是去年10月8日,有着55年历史的汉口武胜路新华书店正式关门。

美国最大在线零售商亚马逊的电子书销量早在2011年就超过了纸质书,2012年电子书业务更是增长了70%,而其纸质书只增长5%。4月23日,FT中文网主编张力奋说,金融时报网络版的付费用户数已经超过了纸质版的订户。

尽管纸质阅读正在遭遇寒冬,然而人们并不是不需要阅读了。十一年前,正处于声誉巅峰时期的《南方周末》在不起眼的角落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与众多媒体要求的“本科毕业”不同,这份招聘启事没有关于学历的内容,重要的一条是每周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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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严肃的互联网

当学生在社交网络上恶搞流行歌曲《童话》时,成年人正就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吟诗作对。这个国家最富有活力的两个群体不由自主地拥抱通俗文化,即使是在事关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时。

严肃而较真的劲头何时离我们远去了?或许我们从未有过。南半球的一个国家PM2.5值从未上过两位数,而中国人呼吸着较之百倍以上污染的空气时不忘调侃“世上最远距离是你站在我面前却看不清你的脸”。上千头死猪在中国最大城市的水源地飘荡,而我们以据此为素材编造的“八戒和悟空”故事为乐。

中国人绝非只有通过段子、笑话和娱乐化才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网络和媒体所不能及的暗处,多少人为了个人权益在坚持抗争。迫在眉睫的危险是,社会对 公共事件的严肃讨论能力正在逐渐消失。在严肃讨论的圆桌之上,作为受众的政府和作为传者的民众本应各尽职责提供解决之道。民众提出治理的弊端,政府则给予 积极回应,这才是引导国家冲破发展阻力的正常模式。

而现实是,政府受到这种全民娱乐的吸引,加入到编造段子的行列之中。3月13日,《时代周报》记者提问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浙江大规模死猪是否因为火葬太贵”,后者回答“猪不用火葬”。尽管李立国在之后详解了政府在殡葬改革中的作用,但是正式的采访中这种问答的默契已经突破了话题本应具有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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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的生活方式

两三岁的孩子通常是不怕生的,他们在公共场合能够无视其他人的存在,自在的玩耍、大声吵闹,甚至与陌生人打招呼。这种自在和毫无顾虑的互动是由于他们完全没有公共空间和羞耻的概念,以自我作为整个环境的中心。

武汉的地铁开通半月后,一位祖父带着这般年纪的孩子乘坐地铁,为了满足后者的自在和互动,他旁若无人地打开手机,用最大的音量为孩子播放《月亮之上》。

这不仅是其乐融融的祖孙情谊。原本应当为社会提供道德和行为示范的老人却如他年幼的孙儿一般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这也是一幅令人惋惜的图景。

公共交通、公园、广场、街道和图书馆都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公共空间的资源受到限制,其有形资源的紧张更为显而易见,例如地铁和图书馆的座位是有限的。公共空间的无形资源则易被忽视。同一个公共空间的无形资源通常是共享的。在图书馆中,阅览者之间相互维持一种适于阅读和学习的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一种无形资源。大声交谈、饮食、随意走动都会破坏这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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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个软柿子

长假过去,现在才是思考“星巴克开进灵隐寺景区”的好时候。

一家卖咖啡和乳酪的快餐店和一家卖炒面的快餐店有什么区别?不一定有人说得上来。但是一旦限定为代表美国文化的快餐店,情况就不同了。在教材和国家媒体的长期教育下,多数人对西方文化抱有本能的警惕之心,影视、节日和餐饮等生活方式一直都在特定的时刻“中枪”。

相比之下,反而制造业——这个领域充斥着更多关键的西方技术和产品——几乎没有受到大众的指责。人们不得不选购intel和AMD的CPU——仅有的两种高性能通用处理器可都是美国的,而来自台湾、当年也曾有所作为的VIA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闻所未闻;不少人甚至不远万里去“海淘”Amazon的Kindle阅读器这种根本没有在中国正式上市的东西,因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Kindle是人类进步的电梯”。

制造业没有受到什么责难,是因为中国人依旧奉行实用主义的生活哲学,西学为用、“我无你有”很难轻易拒绝,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的发展理念更加明示跨越式发展要“引进先进技术和工艺流程”。更重要的是,西方制造业的风格是低调做事默默赚钱,而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才是明星,光环闪耀得让人眩目,以至于爱国青年经常地呼吁威胁关停国内的代工厂让美国人买不到便宜货。

令人郁闷的是,在餐馆界,却没有类似的中国明星,人们找不到能够代表中国文化而且通行世界的快餐店。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边是一碗面卖165元的大排档,另一边是装修整洁、品质统一控制、价格适中一致的西式连锁快餐店,鲜明的对比令人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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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缺失与个体责任

一群穿军装拍毕业照的大学生成了社交网络上的众矢之的,批评直指他们无视历史、缺乏反思,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品。

如果这一幕发生在两年前,必定会有人劝这些学生去看看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视频,彼时袁腾飞一段讲授文革历史的视频正在各大视频网站上被广泛转载,视频中袁老师那句“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会令他们无地自容。

然而自那以后,袁腾飞的视频开始被陆续删除。没有人能用证据解释这种带来巨大浏览量的内容为何会被视频网站放弃。显然,有超越商业利益的力量在主导这一切。廉价而便捷的教育不断被置入高墙之下。

温家宝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说,“‘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制度和它的参与者不断将真正敢于讲述那段历史的人禁言,整个社会不去 批判和改革制度,指责这种制度下的学生不去学习历史,对于那些学生而言,这好比将他们的课本夺走然后还质问他们为何如此不求上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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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历史学家

毫无疑问,那些目之所及距离现今越近的历史学家就越危险。于是,当港版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把年代写到1995年并细致地描述过去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时,国内历史教科书只能识趣地以只言片语带过。

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确实是两回事。若因教科书而藐视国内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便会遭受那些认为国内记者不配称为记者的人相同的待遇——是的,他们忽视了环境。如果我们结合了国内的环境来看历史学家——尤其是近代史学家——会发现他们的确和记者一样是最苦闷的人群之一。

那些整天把头埋在发黄的线装书中的人们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将所有的历史文献电子化并可检索要比陪养一群爱看线装书的历史学家的花费高得多,尽管对于那些尤其需要他们的人来说,后者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当历史学家沿着过去的历史的轨迹回首当下时可能会感到遗憾,因为那些忠实描述历史的想法都被自己扼杀在脑中了。有一天他们会希望那些由冰冷的机器组成的搜索引擎能够早些代替他们这些类似“问答服务”的血肉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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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报的矛盾

这是很久以前就想写的话题。

当我在公交车站和火车站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报摊购买带着解密或者某史标题的报刊时,我想不出来他们的阅读兴趣从何而来。而当我在同学家中看到他父亲床头摆满了各种牛皮纸封面的类似杂志,我终于可以从对他父亲的了解来思考这种报刊读者的阅读兴趣了。

同学的父亲是地方政府的一员,工作和生活较为顺利,但是也有继续升迁的渴望,即使有比较现实的年龄问题摆在眼前。虽然工作与纯粹的学问无关,但是他依旧热爱学习。

从政者看起来是这种报刊的一大阅读群体——除了公开出版的,甚至还有声称是内部发行的简易读本。在我翻到的几份标示北京某智囊机构出版的印刷刊物上,明显位置都有官员专供的提示。在中国,即便是县级以下的地方官员都有洞悉国际局势和遥远的京城权力斗争的渴望,似乎哪一天自己就能用上这些此刻完全脱离他们生活的学识。同样是对权力的追求,让这类报刊总是不愁销路,解密历史加上足以挑起民族自豪感的煽动性标题,就能轻易让人驻足购买。

和中国的大多数转型中的工业产品一样,这些刊物并不介意互相模仿,甚至雷同得难以分辨。新周报、新传奇、新世纪、新风采、新纪实、新关注、新发现、新读者、新天下、新视点、大参考。在武汉光谷广场附近的一个普通公交车站,带有上述刊名的报纸整齐的躺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名字类似,版型版式都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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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法的疑问

和之前的一篇文章:采访权设定一样,这也是一篇讨论事物理想状态的文章,侧重于法律上的思考,带有个人偏见。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主席令确认这部法律将在今年10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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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看,保守秘密的法律在字面上总是称维护国家利益,而潜台词一般都是维护政权的统治,但是规定任何公民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这可以认为是对时下热门的网络揭黑和网络反腐的一种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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