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的矛盾

这是很久以前就想写的话题。

当我在公交车站和火车站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报摊购买带着解密或者某史标题的报刊时,我想不出来他们的阅读兴趣从何而来。而当我在同学家中看到他父亲床头摆满了各种牛皮纸封面的类似杂志,我终于可以从对他父亲的了解来思考这种报刊读者的阅读兴趣了。

同学的父亲是地方政府的一员,工作和生活较为顺利,但是也有继续升迁的渴望,即使有比较现实的年龄问题摆在眼前。虽然工作与纯粹的学问无关,但是他依旧热爱学习。

从政者看起来是这种报刊的一大阅读群体——除了公开出版的,甚至还有声称是内部发行的简易读本。在我翻到的几份标示北京某智囊机构出版的印刷刊物上,明显位置都有官员专供的提示。在中国,即便是县级以下的地方官员都有洞悉国际局势和遥远的京城权力斗争的渴望,似乎哪一天自己就能用上这些此刻完全脱离他们生活的学识。同样是对权力的追求,让这类报刊总是不愁销路,解密历史加上足以挑起民族自豪感的煽动性标题,就能轻易让人驻足购买。

和中国的大多数转型中的工业产品一样,这些刊物并不介意互相模仿,甚至雷同得难以分辨。新周报、新传奇、新世纪、新风采、新纪实、新关注、新发现、新读者、新天下、新视点、大参考。在武汉光谷广场附近的一个普通公交车站,带有上述刊名的报纸整齐的躺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名字类似,版型版式都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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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整理(20100601)

又是好久没有写长一些的文章了。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惑,有了twitter这种140字的微博客后,人们更加倾向于精炼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罗列文字。不过对于需要锻炼文字能力的我来说,还是需要反省的。

那么,用推文整理这种形式将近一周的简短的想法扩充,融进再思考,还是有益的吧。

「用户付费的前提是版权保护和内容多次分发的禁止,看到花钱买的内容免费出现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这和买了手机才一周价格就跳水一样令人不爽。」

这可以结合5月31日的一个新闻看:新京报认为浙江在线网站自2003年至2007年间非法转载7706篇文章,把此案起诉至杭州中院。但杭州中院裁定称,此案“不宜合并审理,应当予以分案审理”。这意味着新京报社若要“讨回自己的权利”,还得再经历7706场甚至更多的官司。

我的好几篇博客文章都关注付费内容的问题。付费内容面临的困难,较为明显的有两个:一是用户在看到内容前其实并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不是需要这些内容,这阻碍了一般用户对新闻和信息内容的付费渴望。因为和传统报纸时代不同,电子付费用户已经不再被假定具有“报纸刊登的就是重要的”这种思维定势。从实践来看,很多互联网用户接触到的大多数内容其实是依靠各种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分享而来了(例如我就经常会在各种微博客搜索“推荐阅读”等关键词)——这加速了重要内容的流通但同时也弱化了个体对信息的自我判断能力。这种语气像是批判学派的……事实上这种现状也并不坏,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对普通商品提供商的分工分化,那么我们也应当说服自己接受内容提供方式的分工和分化,有些人天生就喜欢自己挖掘内容,而有些则等着看“近期流行什么”。二是版权问题,也就是这条推文上说的版权保护盒内容多次分发的禁止。国内的平面媒体背负着舆论监督为民伸冤的重任,都过于看重门户网站的全国性辐射力,早早地将自己的内容卖给了门户网站,于是自己再去打算内容付费就是奢望了,人民日报先收费后免费的折腾过程就是例证。新京报诉浙江在线的案子让我们看到,国内对版权内容的保护的力度远没有“地方保护”力度大。其实新京报内容保护意识是比较强的,国内的大多数地方新闻网站都未与其签订转载协议,转载其内容时都是小心翼翼,通常挂上个中新网的名号。无奈新京报已经成为国内新闻的强势提供者,这在内容付费时代是一个可行的路线,就是专业化的内容细分。比如财经新闻,就更少的收到上述第一点因素的影响。

「百家讲坛因袁腾飞而遭整肃,因袁涉毛言论停播其古代史节目,这也是一种架构缺陷。Discuz!论坛程序的设计就体现了类似缺陷:用户账号因言论被删除后,之前所有发言也同样清除」

央视内部的通知说百家讲坛要整顿,以后进来的人一定要有单位政审。而之前的消息是,央视称袁腾飞录的百家讲坛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其节目停播,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票否决”思维。Discuz!作为国内流行的一种BBS程序,贯彻的就是这样一种一票否决逻辑。一个用户如果被删除账号或者禁言,那么他之前的任何发帖都变得不可见。有许多用户质疑这种设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进。《code》这本书对人的启发还是很大的,它让读者习惯从整个社会系统的架构来观察单个事物的问题,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尤其适合面对现在的中国。

(未完)

保密法的疑问

和之前的一篇文章:采访权设定一样,这也是一篇讨论事物理想状态的文章,侧重于法律上的思考,带有个人偏见。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主席令确认这部法律将在今年10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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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看,保守秘密的法律在字面上总是称维护国家利益,而潜台词一般都是维护政权的统治,但是规定任何公民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这可以认为是对时下热门的网络揭黑和网络反腐的一种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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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的挑战(2)——纠结的阅读体验

在大约一年前的《视觉拯救报业二:用户体验》一文中,我提到了完善的视觉设计带来的用户体验对传统媒体发展的影响——它能够使那些不断声称要以内容为王却不得志的媒体看起来向是一份艺术品,当读者将它们随意摊放在自家茶几上时不觉得凌乱。现在,我们着重来讨论“阅读”的体验。1d9f6ea67c9ad8b1d04358ed

一位喜爱阅读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她选择购买本地都市报的标准已经变的相当庸俗:看哪份报纸送的东西好。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下,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都市报们似乎觉得,读者在购买自己的报纸时如果无法占到一包纸巾的实惠,他们就不会成为回头客了。然而,市场竞争的胜出并无助于报纸本身像那些新兴媒体那样革新自我的细节,提升用户的体验——在许多网络媒体,一个按钮的位置就能成为产品部门争论的话题;但是对于都市报而言,它们停留在永无止境的吸引用户之中,好似它们刚刚创刊一样。在无法提升内部细节的情况下,这个城市的都市报们开始推出“双头版”,第一个头版是导读和广告,第二个头版则是它们的过去,包含着简短的新闻正文。这是缺乏革新勇气的表现——市场要求它们具有简略的头版以提供有效的导读,而保守则令它们不能放弃过去,披上看似革新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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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的挑战(1)——科技改变阅读

八年前,正处于声誉巅峰时期的《南方周末》在不起眼的角落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对于正读高中的我来说,那是一种新闻与记者事业的吸引。与八年后众多媒体仍旧要求的“硕士毕业”不同,这份招聘启事没有关于学历的内容,重要的一条是每周阅读量。我已不再记得那是一个几万字的数字,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讲,那仍是一个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结果。

当时我并没有去思考,看一部阿加莎的小说是不是抵得上这些阅读量呢,如果有过思考,估计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这在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记者上贡献不大。

媒体客户端

不能否认,网络的兴起降低了大规模阅读的门槛,中国门户的设计特点能够让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不需要搜寻的前提下完成价值需要怀疑的相当的阅读量。庞大的网络内容迫使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适合自己和值得阅读的内容。

在网络的时代,内容生产者需要面对这样两种人群,像我的堂弟那样对严肃内容不感兴趣的人,他们需要生产者寻找便捷的途径将内容递送到他们手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手机中存放了大量的通过彩信而来的图片和黄色段子,也是和他这样的人深入接触后,我才理解那些生产快速笑话的移动SP们为什么不需要更多的创新就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主动寻找内容对于他们而言过于复杂,遍布城市的手机配件店良好的满足了这种需求。而那些对于严肃内容感兴趣的人们,内容的递送要复杂的多。例如,尽管南都是一份优秀的都市报,但是推送每日报纸的哪些内容,会在这类受众面前产生大的意见的分歧。因此,主动搜寻是这一类阅读者常见的资讯来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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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报道的独特格调

隶属于人民日报社的《环球时报》英文版2009年4月20日创刊。这是中国第二份面向全国发行的英语综合性报纸。与它的前辈《中国日报》类似,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将环球时报英文版的使命解释为“做外国人的朋友,做好中外沟通的桥梁”。

根据这份报纸的宣称的定位,《环球时报》英文版“不是该报中文版的英语翻译版,而是一份有独立采编队伍的英文报纸。但该报将保持与《环球时报》中文版总体上的风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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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时期新闻检查之异同

本文原是一篇写给老师的课堂作业,稍加进行了符合互联网审美观的修改。

“开天窗”,《汉语大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为:“旧时因新闻检查,某报导或言论禁止发表,报纸版面上留下成块空白。”历史上著名的”开天窗”发生于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控制的《新华日报》受周恩来的指示,意图通过报章评论揭露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不过由于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存在,当局检查机构扣压了《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于是报纸将原定于刊登那些文章的位置留白,是为开了“天窗”。

《新华日报》的这次”开天窗”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对新闻检查制度的公开抗议,国民党当局随即颁布了《杂志送审须知》,规定在刊物被删处不准”开天窗”,且不准注明任何足以表示被删改的符号。此后,报纸”开天窗”之事罕见,一则为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所禁止;二则,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大部分时期,国内不存在公开不同政见的媒体,”开天窗”便成为历史。

因此,2009年11月19日的《南方周末》在刊登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专访的两个版面留下半个版面的空白,仅有一句“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便被媒体界认为是一种”开天窗”,而这句“读懂中国”的宣传语则是一种对新闻审查制度不满的暗示。

对两个时期报纸”开天窗”的对比的难点在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开天窗”是出于对明文存在新闻检查制度的抗议,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抗议的对象是从未被当局承认的新闻审查制度——审查的标准限于推测,审查的手段没有官方记录,审查的各种信息一般来源于体制内媒体人的泄露。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就在公开场合反问质问她的记者“书报检查制度?啥叫书报检查制度”。这种不对等的研究对象给对比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两个”开天窗”的案例所引发的新闻检查的对比可能出现史料的匮乏——不同于旧时,当前新闻审查并没有官方记录能够证明。当前并不是一个研究现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好时机。因此,本文仅通过对两个”开天窗”案例的对比,试图展示一例当前新闻审查制度下,媒体对审查的反制,并对此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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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身自好标题党

由于希拉里·克林顿1月21日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问题的讲话中4次直接提到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中国媒体在几日沉寂后开始统一行动,全面反击。原本占据门户网站显要位置的扫黄新闻让位给了批驳美国互联网新政策以及解释中国当前互联网现状的文章。

人民网、新华社和环球时报成为各家门户的最大稿源,零星的穿插着地方新闻“重点”新闻门户的稿子,例如千龙网发布的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会长闵大洪的“中国互联网上的交流是活跃的”一文均被各大门户推荐至文章群的前部。

搜狐的标题栏
搜狐的标题栏

门户首页普遍用三到四行标题来刊登反击美国、为中国辩护的文章,由于网易版式的特殊,有大头条的设置,因此抛开访问人群不谈,光从浏览的效果来看,网易的是最有煽动性的。在文章数量上,最多的新浪推了8篇文章,腾讯最少,推了6篇,网易和搜狐均为7篇。集中的大规模文章推荐让人有将专题搬到首页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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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联想的新闻

看来,我们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不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闻了。

新闻的客观从被理解为客观主义到现在新闻院校的学生觉得谈论新闻的客观性毫无意义,展现了一段了媒体控制者对新闻进行自我解读和随意蹂躏的历史。媒体鲜有谈论控制的掣肘之还害,难道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判断新闻客观和真实上,正是这些始终存在掣肘,改变了我们表现新闻的方式和理解新闻的能力?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时事新闻都开始学会必须巧妙的叙述,以避免为掣肘所害?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非新闻专业人士都知道一个新闻,重要的内容总是在于新闻本身没有描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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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权设定

以三位香港记者在xin*jiang采访时被打为引(相关信息请自行搜索),本文仅对理想的新闻法制中的“采访权”部分进行简单的设定。

采访权在国内尚无明文法定,所见的仅仅是当记者采访时人身受到侵害时使用民法通则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这是采访权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通常被表述成一种记录事件,访问和采集信息的权利。对于这个部分,其实单定采访权的必要性还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记者来到某交通事故现场,以记者身份询问目击者,目击者接受采访。某些新闻学教材中把这种情景归结为记者的采访权。我认为,这种访问和信息采集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受访者因为希望本身所拥有的信息得到传播,而将信息推送给记者,这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同样,市政府将财政预算报告等政府信息提供给记者,也不存在义务性,因为其义务仅仅是通过媒体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自然也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

采访权的当前意义表现在政府赋予记者采集信息的权利,这种政府视角的权利算不上一种真正意义的权利赋予——国务院规定中央部委接受采访零拒绝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恩惠。从法律角度看,采访权应当被表述为“不被……的权利”——这种看似给予自由的语句确实不是现在环境能够接受的。如果有这种明确的表示,那么类似零拒绝的声明的话题价值就相对小很多了。

关于香港记者被打事件,官方新闻发布会解释的一部分是:要求其出示采访证而未出示。“采访证”这个物件在正常的新闻环境中一般是用在封闭的、特定的环境中,例如姚明婚礼,发了及其有限的通行证,以至于某些媒体意欲伪造通行证进入(后由于通行证技术含量太高而作罢)。而城市街道中的信息采集,必须基于采访证,则不够合理。试想一下,一个普通市民拿着摄像机在街道旁拍摄,应当是合法的。那么当这个市民的身份是记者,从事同样的拍摄行为时,也应当判定为合法的,只要他没有妨碍公务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存在(官方声明中的意思煽*动,我是不信的,因为香港记者对游*行应当不存在好奇心理而超越了其记者的身份)。我们不能够因为后者的影像资料将提供给“媒体”而对其行为特殊对待,毕竟法律是不应推测行为人的后续意图,而只应根据其已有行为来加以调整。媒体控制机构若确实需要控制信息的流出,也应当针对媒体来截留信息,例如常见的“预先限制”,谁叫我们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呢?

当然,更加深入而完善的新闻法制自然还需要涉及媒体控制机构进行“预先限制”时面临的限制,比如需要举证证明该信息的流出将确实引发危险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立法被耽误了,现在谈立法其实更加虚幻了,以致于南京大学的段京肃在小型讲座上也不想过多谈及新闻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