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工厂在几个月内倒闭

Mediabam原创译稿，转载请注名来源。原文刊载于纽约时报。

此文刊发于中国举行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之后。文章比较客观的描述了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问题。当然，报道也没有否认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英文的强大的定语从句使报道能够一笔带过地提到许多重要事实和变动，有些看似故意，而有些则是类似普及知识的意图。纽约时报网站前两日被封应当不会是由于这篇文章。

周四，中国共产党再次担当起一个大党的职责。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活动。改革开放令中国成为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经济体。

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仪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援引了30年前开启改革开放大门的邓小平的话说，中国共产但将毫不动摇地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但是在言辞之外，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面临着邓小平倡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过于强硬的政治控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需求下降和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令中国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来维护稳定和保持经济增长。

经济衰退的如此之快——上月出口呈现7年的首次下滑，这是中国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不久之前，胡锦涛的关注重点尚在恶化的环境污染和收入不均上，这些都是社会和环境长效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过这些已不是当务之急。

相反的，领导人们正在通过恢复出口退税和令人民币贬值来鼓励出口。同时，他们也在寻求扩大内需的途径，是中国的经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减少对西方经济的依赖。

政治上，中国的改革者们希望通过一些标志性的纪念活动和后奥运时代的光辉来推动政治改革，以减少官员腐败和不断上升的社会紧张气氛。

不过当北京正忙着为罢工和那些原本繁荣地区的工人失业发愁时，官方对那些不同政见的容忍度也在变的狭窄。本月，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起草了一份要求政府给予更大民主的倡议书后被捕。一位著名媒体的主编因被认为发表了过于具有政治煽动性的文章后被调职。（此处有误，并非江艺平本人发文。译者注）“我们将会逐渐实现更加广泛意义的政治民主，但是我们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胡锦涛在周四的讲话中说。

如果有个地方能够代表中国的改革，那就是深圳，一个根据邓小平的蓝图建立的城市——同时也是当前经济衰退的重灾区。周四的纪念活动是为了与1978年的三中全会相呼应。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成为了中国的领导者，并提出改革开放。两年之后，邓小平指定南中国靠近香港的一个小渔村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之成为引进国外投资和进行出口加工的试验田。今天，深圳已是一个超过1000万人口、被成千上万工厂包围的城市。

深圳郊区福桥工业园是当地经济困境的真实写照。在过去的几个月，园区的一些小企业已经陆续关闭。在一处工厂，老板上月在关闭厂子之后抹去了入口处的标识。两个来要货的顾客之只找到一座空厂。

与此同时，一些工厂还在挣扎中生存。一家很大的印刷厂的工人说，老板从九月开始就不再招聘新的工人了，同时一些老的也在被辞退。许多工人说，因为厂子缩短了上班时间，工资也在大幅减少。“人人都在担心，”26岁的Lin Baozeng是工业园一家食堂的收银员，他说原本每天有500人来进餐，现在只有大约100人了。

“如果经济变差，我该怎么养我的孩子呢？”她那3岁大的女儿在一旁玩耍。

当前，统计深圳或者广东关闭企业数量还是比较困难。广东省已经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提高工资并适度放松政府监管，以及降低出口税率。但是出口衰退带来的影响还是难以估量的。超过7000家中小企业在最近几个月已经倒闭。深圳市长说，深圳市有5万人在这两个月失业。

许多征兆表明这些问题不会这么快就结束。总体上，中国经济明天仍旧会保持增长，但是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增长幅度将会下降5至6个百分点，这已经远远低于多年前的两位数增长速度。

据中国媒体报道，485万民工已经早早地返乡，一些内陆省份表示将会对返乡的农民工进行补贴。周四新华社说，明天将会有650万民工失业。

中国最近恢复了曾经为平衡国内需求而被废除的一些出口补贴。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Huang Yasheng说，这种短期的补贴的确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却解决不了长期问题。“出口补贴也算是救急之举，当前真是没有其他办法来稳住就业。”

Huang Yasheng表示，自1990年后政府专注于出口和提升国有企业的地位，但是这对于造富于民意义甚小。他说，家庭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与整体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普通人仍旧没有多少可支配收入。这在政府试图扩大内需的当下是主要问题。“这是个巨大的挑战。”Huang Yasheng在其最近的《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书中说。

中国最直接的经济刺激手段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和港口。国有银行被要求提供更加便利的贷款，而房地产营业税也在本周取消。这些措施对于稳住当前经济和防止经济全面恶化具有关键意义。而许多中国官员在担心这种国家导向型经济的潜在影响。

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实施的这种国家刺激计划令中国免受邻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而现在它也在继续推动对重工业的投资——这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的主要原因（中国对此否认）。

在人民日报网络版的一篇评论中，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责西方造就了这场全球性的危机，并警告说，如果中国盲目追随西方的工业模式，也会有灭顶之灾。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超过了西方100年的成果，同时也造成了西方100年才有的环境污染，”潘岳写道，“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如果中国走新房工业文明的老路，最终只会走进死胡同。”

与邓小平时期的30年前相比，中国是一个更加开放和有活力的国家。普通人的生活变化令他们寻求更大的社会空间，就如中国的经济成功是来自于企业的能量而最终是来自于劳动力的辛勤劳动。不过共产党的领导人更加谨慎的对待那种政治力量的释放：独立工会和政治异见仍旧是非法的。

今年早些时候，深圳市的领导们意图使深圳成为政治改革的先锋。深圳官员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包括本地选举的提议、给予司法机构更加灵活的独立裁量权等。不过这些方案后来被省领导压了下来。那些方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看来是一种出轨行为。

一些有影响的中国人认为还有很大的可做空间。中国共产党一所研究机构的学者Yu Keping本周在一份中国顶级的报纸撰文指出，中国需要更大的民主来对付腐败问题。

在一次纽约时报的采访中，Yu Keping呼吁“改革的突破点”。但是他也说改变是需要循序渐进的，需要给予社会稳定一定的空间，而改善政府执政和法制则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我们需要提升中国的民主程度，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保持稳定。如果我们现在来个选举，中国或许会变成泰国那样。”Yu Keping说。

一些专家认为，相对于经济问题，有限制的温和的政治变革是次要的。“明显而又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经济的下挫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政治改革。”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Joseph Fewsmith说。他认为政府可能会借机故意迟缓实施新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

“人们担心的社会问题将会很缓慢的持续下去。”Fewsmith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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