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拥有一个类似权利的校园媒体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至少当你确实有话要说而又有人相信会去理会的时候，你可以铆足了劲想方设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比如下面这些意见或则文字，这些是肯定要上网站的，唯一的不同点是，更多人看到的并不是我想要他们看到的部分。

那天听到王某某说，他们院在运动会中投了10000多篇稿件时还是相当吃惊。仔细了解后，更让人惊讶的数字还包括。每个人每天必须写40篇稿件。似乎觉得他不该对一个到处嗅着捕捉新闻的人说的太多，他把这个称为“并不一定要写那么多”，不过就我们所知，当前高校的生存规则是我们也就只能在这种小地方去议论他们的规则。

数字的政治我们从初中学到了高中，从开始的震惊到后来的不以为然——当我们文科生高考前没有什么实可干的时候，我们就拿着历史教科书问自己的同桌：放卫星的那张照片上的数字是多少？

不过数字政治的学问我们肯定没有那些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做得好，否则他们不会无知到让一个大学生每天写40篇稿子——似乎王某某还说了一句，不用写那么长。

以中国警察审案的逻辑来看，此时我应该说：长短不管，问题是你的确需要写40篇稿子。

其实中国的各级政治机构都需要一些比较模糊的规则来更好的治理自己的机构及靠这个机构生存的群体，不幸的高校成了这个现实的展览品——高校的年轻管理者们显然没有那些政坛老手那样懂得分寸和斡旋这两个词语。而且高校的官阶控制也没有政治机构那样的严密——按照某一个时期的社会意见来说，你至少不需要担心一个高校老师会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什么的。所以，数字游戏在被当作一种政治调控工具使用在高校治理中时，其本身是比较脆弱的，犹如掩耳盗铃一般。

同时，许多因素一般会被使用在数字游戏中，其中必然包括一些不能量化的成分。其目的一是为了更好的调控——当一个院系在数字上落后是，使用那些非数字的沉降因素完全可以使这一情况发生逆转，而二是在于，如何使用这些非数字的因素更好的维持一个团体的利益，也成为这个团体考察其某个个体是否掌握可能为团体谋取利益的手段。

确凿的证词现实，规则的制定者这回又动了手脚，在他们以为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一个简单的例子是：11月2日文学院投稿在广播台的数字是5000多，而11月3日，最终出现在团委的文学院投稿数变成了2300.

规则和广告一样，其实关键不在与它如何被制定，而是它如何被解释。那些每天写40篇稿件的人怎么会想到，他们理想中的规则变成了：播稿数与投稿数的比。投一篇播一篇的单位才是最赚。

无疑，校园的规则其实就是一种霸王条款。有着高校外衣温床保护的霸王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