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的简要经过如下：桂林日报撰文披露相关部门将对桂林市的非法旅游从业人员进行整顿，报道同时披露了许多旅游景点门票的行业最低价格。报道发出后，据称将近600名“旅游从业人员”到市政府门前抗议桂林日报的不当报道。第二天，市政府发表公告称桂林日报报道内容不当，同日桂林日报发表道歉声明，称前日报道中有不当之处。
又过了两日，桂林市政府召开记者会，通报了前日上访的“真相”。从各个媒体的报道内容看，桂林市的通报内容有愧于“真相”二字：无非是群众在市政府前影响了正常办公，市领导上前劝阻无功，经协调群众终于退去。
网络上，一边倒的声音是，网友质疑《桂林日报》为何要道歉，因为简短的报道中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有新闻媒体（如激进的新民网）直接就以“桂林日报为何要道歉”发布新闻。有新闻评论称，现在的新闻媒体受到几个方面的压力：既有被曝光的非法人员的压力，又有政府主管部门的压力，也有民众对其监督职能质疑的压力。
按照正常的理解，桂林日报的这种道歉做法体现了一个政府机构调节社会的职能——报纸作为市委下属的宣传媒体，在市委和市政府属于同一系统的今天，新闻的作用似乎不能与被赋予的调节社会的功能相比，尽管后者本身即是其功能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在平静时作为监督工具来监督企业或者政府职能部门以迎合民众的需要，而当政府遇到危机时，媒体立即变身为政府公关部门，化解政府危机。
政党报刊在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都存在，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形式对政党、民众和社会环境三者的关系的维持有着重要作用，但是，与几百年前不同的是，政党报刊的力量正在受到网络的冲击——尽管强势网络媒体至今仍然不能独立发表言论而且中国对网络媒体实行的是准入制加控制制度，所谓的监控在实际操作中只是一种文件用词。但是显然，强势媒体的话语权正在被分割，个人博客和独立论坛正在分享网络传播的速度快感。最近一期的南风窗的封面文章是关于南水北调穿黄的报道。各大媒体刚刚转了不到一天，网宣处的通知就下来了，要求转载了此文的要立即删除。但是我在这之前已经将文章转到了我的个人博客上了。这种行为具有象征意义——当越来越多的信息被阻止和拦截时，那些阻止不了的千千万万的媒介就将发展成为强势媒介。
事实上，政党体制下的媒体正在被削弱。当中国发生反日行为国内媒体一律不得报道时，我们总是迫不及待的去联合早报网站浏览反日行动的最新进展，当陈良宇被双规的时候，我们总能够在香港的某些新闻网站看到陈以前的所有细节。这意味着，传播不一定需要经过政党报刊。
其实人对新闻是有适应程度的，当我们初次登上早报网或者星岛环球网看到那些直白的话语时，我们感到惊奇；而今天，我们很平静地把它们当作普通的信息加以吸收。政党报刊的命运或许就是这样，它们的敏感程度也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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