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师大在线(online.ccnu.com.cn)上关于桂苑之歌和圣兵爱心社新闻被删除之事，我的第一心情——从一个可能的新闻从业者对当前新闻媒体环境判断——不是无奈，而是愉悦。
少有人知的是，报道桂苑之歌的被删新闻正是我的策划，而与两位作者无关。这在某些人眼中被视为一种媒体的狂热——更令人注意的是，这种狂热正在打击着一些原先不认为应该被打击的对象：至少从官方媒体的角度，党委机关媒体是不应该毫无遮拦的批评自己下属的团委或者，这种批评在政党的官方思维中根本不存在——这一要素在公众眼中并不是构成一个新闻真实与否的前提，所以公众往往并不关心新闻产出的过程而只关心结果。令人记忆犹新的例子是师大在线对于校方组织学生观看中共十七大会议的新闻，人们在以上述前提为理论的同志的带领下开始质疑“为何要将少有人鼓掌写作‘全体多次鼓掌’”等不实表述。这种浅显的公众思维并不是一种所谓“政治年轻”的表现。相反，这种思维随处可见无比自然，对这种思维的理解决定着一个政党政治前行的路程。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最负面的评论往往来自于技术媒体，而非政治媒体。除了政治媒体本身是政党执政工具之一，更大的原因是技术媒体的受众比其他媒体的显得更加冷静和清醒。人们释放的仅仅限于他们接触的东西，同样的原因，需要不被人们接受的也仅仅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政党媒体的发展需要经历从完全依赖其执政到完全脱离其执政的过程。漫长过程的变数在于，媒体的事实化操作很容易成为假象，从而使公众重新退入愚昧。我们在阅读美国历史学家特里尔关于毛泽东的著作时常常会思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迫使毛这么干？他本人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或者是当我们身处那种环境的时候，谁都会不由自主。
相信“退入愚昧”的前提是相信社会契约理论，否则我们宁愿被个人思维的政治体系所蹂躏——没有人会冒险把自己的赋税的升降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社会契约下的政治方式下，执政者需要民众是愚昧的，但是不需要民众过于愚昧。这句话的一个悖论是，政党需要有明智者。媒体通常肩负着影响这种悖论的重任。同样是在这个论坛，我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说出来的政治”，而当政治可以被说出来是，政治就是扯蛋。政党需要媒体来传播自身，但不一定需要自己的媒体来传播自身——在文首就已经说过，民众对与媒体的新闻的判断能力通常可以证明政党自我露脸的失败。那些关于“西方媒体都不是决对自由”的理论存在致命缺陷：它们无法证明西方媒体的未来，就像马克思的许多经典理论尚在图书馆的架子上无人问津一样。
结合中国国情，上述媒体与公众的意义就成了：政党应当宣传自己干了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更简易的方式来坚定自己信仰和坚实执政基础（简易到放弃曾经抱有的幻想）——但是不应当宣传自己干的怎么样。当不明就里的民众遇到比如“物价飞涨”的问题不是自我去菜场感受菜价的变化而是看《人民日报》关于中共稳定物价的举措和各项举措带来的显著效果并自我感觉对局势人士如此清晰时，上述担心就不是潜在的了。中国从“明智初开”至今，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光，其中多数在与政治力量与民众智慧的较量——当我率领我的部族夺取你们先前老板的政权时，我得让你们相信你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变化。这种心理产生史上的众多著名的“新政”。在没有媒体的过去，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张贴榜文宣传；在媒体发达的今天，政府依靠媒体进行宣传——这很难使我们相信当今的媒体是以服务大众为己任。而当“新政”精神深入人心之时，政治又带领媒体回到了本来的舞台，他们开始思考如何防止民心思变以避免产生下一轮朝代更替，而当他们失败时，变法又成为一根救命稻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依托的网游精明地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好的网游总是会不停的推出吸引人的活动来留住玩家以避免自己被后来者代替。
阻止朝代的再次更替也是毛泽东的精华思想之一，尽管他曾经在此处迷失。但是对当今依靠集体智慧的政党和媒体而言，朝代更替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过去，当务之急是媒体在体现执政力量时对民众智慧发展方向的错误引导。
因此，在师大在线关于桂苑之声新闻被删的事件上，我看到了成功之处。当论坛上网友对桂苑之声恶评如潮之时及时推出新闻表示主流民意的方向，这使得代表执政的官方媒体无法在清醒的民众前宣传自己做的如何——这本不该官方媒体所做——而只能表示自己做了什么，至于做的如何，已是人尽皆知。
抛开社会制度和政党差异的成见，这是媒体未来的一个绝佳范本，即使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媒体前。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