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媒体人翘首企盼的关于“鸿忠抢笔”的提问并没有出现，3月15日温家宝的记者会是一次团结、和谐和成功的大会。
回想鸿忠抢笔事件，就李的秘书生涯和多年的官场混迹经历看，李不是毫无教养和临场经验并敢于在两会和众多记者围观之下主动夺人录音笔之人。只是京华时报记者的问题超出了李的意料，夺笔行为更像是一次“膝跳反射”，因为“两会记者”与“邓玉娇事件”在李的思维中是属于完全无法产生联系的两种事物。
由此看来，单纯抢笔的举动一种李深深陷入党媒传播体制的后果，冷静分析后，并不会过于伤及当局对李的仕途的审视。然而，李本人对新快报的回应却成了其致命伤。“我们担心她可能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这类低级的辩解将李塑造成一位毫无但当和巧舌如簧的官员。李几乎所有的针对性回应都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把录音笔拿去看看”是无理的，“我觉得不涉及道歉”则更是欲将反客为主，好似该愧疚的是记者，而不是李本人。
八年前，正处于声誉巅峰时期的《南方周末》在不起眼的角落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对于正读高中的我来说，那是一种新闻与记者事业的吸引。与八年后众多媒体仍旧要求的“硕士毕业”不同，这份招聘启事没有关于学历的内容，重要的一条是每周阅读量。我已不再记得那是一个几万字的数字，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讲，那仍是一个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结果。
当时我并没有去思考，看一部阿加莎的小说是不是抵得上这些阅读量呢，如果有过思考，估计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这在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记者上贡献不大。
不能否认，网络的兴起降低了大规模阅读的门槛，中国门户的设计特点能够让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不需要搜寻的前提下完成价值需要怀疑的相当的阅读量。庞大的网络内容迫使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适合自己和值得阅读的内容。
在网络的时代，内容生产者需要面对这样两种人群，像我的堂弟那样对严肃内容不感兴趣的人，他们需要生产者寻找便捷的途径将内容递送到他们手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手机中存放了大量的通过彩信而来的图片和黄色段子，也是和他这样的人深入接触后，我才理解那些生产快速笑话的移动SP们为什么不需要更多的创新就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主动寻找内容对于他们而言过于复杂，遍布城市的手机配件店良好的满足了这种需求。而那些对于严肃内容感兴趣的人们，内容的递送要复杂的多。例如，尽管南都是一份优秀的都市报，但是推送每日报纸的哪些内容，会在这类受众面前产生大的意见的分歧。因此，主动搜寻是这一类阅读者常见的资讯来源手段。
隶属于人民日报社的《环球时报》英文版2009年4月20日创刊。这是中国第二份面向全国发行的英语综合性报纸。与它的前辈《中国日报》类似，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将环球时报英文版的使命解释为“做外国人的朋友，做好中外沟通的桥梁”。
根据这份报纸的宣称的定位，《环球时报》英文版“不是该报中文版的英语翻译版，而是一份有独立采编队伍的英文报纸。但该报将保持与《环球时报》中文版总体上的风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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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是一篇写给老师的课堂作业，稍加进行了符合互联网审美观的修改。
“开天窗”，《汉语大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为：“旧时因新闻检查，某报导或言论禁止发表，报纸版面上留下成块空白。”历史上著名的”开天窗”发生于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控制的《新华日报》受周恩来的指示，意图通过报章评论揭露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不过由于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存在，当局检查机构扣压了《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于是报纸将原定于刊登那些文章的位置留白，是为开了“天窗”。
《新华日报》的这次”开天窗”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对新闻检查制度的公开抗议，国民党当局随即颁布了《杂志送审须知》，规定在刊物被删处不准”开天窗”，且不准注明任何足以表示被删改的符号。此后，报纸”开天窗”之事罕见，一则为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所禁止；二则，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大部分时期，国内不存在公开不同政见的媒体，”开天窗”便成为历史。
因此，2009年11月19日的《南方周末》在刊登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专访的两个版面留下半个版面的空白，仅有一句“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便被媒体界认为是一种”开天窗”，而这句“读懂中国”的宣传语则是一种对新闻审查制度不满的暗示。
对两个时期报纸”开天窗”的对比的难点在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开天窗”是出于对明文存在新闻检查制度的抗议，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抗议的对象是从未被当局承认的新闻审查制度——审查的标准限于推测，审查的手段没有官方记录，审查的各种信息一般来源于体制内媒体人的泄露。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就在公开场合反问质问她的记者“书报检查制度？啥叫书报检查制度”。这种不对等的研究对象给对比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两个”开天窗”的案例所引发的新闻检查的对比可能出现史料的匮乏——不同于旧时，当前新闻审查并没有官方记录能够证明。当前并不是一个研究现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好时机。因此，本文仅通过对两个”开天窗”案例的对比，试图展示一例当前新闻审查制度下，媒体对审查的反制，并对此作出分析。
由于希拉里·克林顿1月21日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问题的讲话中4次直接提到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中国媒体在几日沉寂后开始统一行动，全面反击。原本占据门户网站显要位置的扫黄新闻让位给了批驳美国互联网新政策以及解释中国当前互联网现状的文章。
人民网、新华社和环球时报成为各家门户的最大稿源，零星的穿插着地方新闻“重点”新闻门户的稿子，例如千龙网发布的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会长闵大洪的“中国互联网上的交流是活跃的”一文均被各大门户推荐至文章群的前部。
搜狐的标题栏
门户首页普遍用三到四行标题来刊登反击美国、为中国辩护的文章，由于网易版式的特殊，有大头条的设置，因此抛开访问人群不谈，光从浏览的效果来看，网易的是最有煽动性的。在文章数量上，最多的新浪推了8篇文章，腾讯最少，推了6篇，网易和搜狐均为7篇。集中的大规模文章推荐让人有将专题搬到首页的幻觉。
看来，我们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不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闻了。
新闻的客观从被理解为客观主义到现在新闻院校的学生觉得谈论新闻的客观性毫无意义，展现了一段了媒体控制者对新闻进行自我解读和随意蹂躏的历史。媒体鲜有谈论控制的掣肘之还害，难道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判断新闻客观和真实上，正是这些始终存在掣肘，改变了我们表现新闻的方式和理解新闻的能力？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时事新闻都开始学会必须巧妙的叙述，以避免为掣肘所害？
从何时开始，连最普通的非新闻专业人士都知道一个新闻，重要的内容总是在于新闻本身没有描述的部分？
以三位香港记者在xin*jiang采访时被打为引（相关信息请自行搜索），本文仅对理想的新闻法制中的“采访权”部分进行简单的设定。
采访权在国内尚无明文法定，所见的仅仅是当记者采访时人身受到侵害时使用民法通则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这是采访权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通常被表述成一种记录事件，访问和采集信息的权利。对于这个部分，其实单定采访权的必要性还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记者来到某交通事故现场，以记者身份询问目击者，目击者接受采访。某些新闻学教材中把这种情景归结为记者的采访权。我认为，这种访问和信息采集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受访者因为希望本身所拥有的信息得到传播，而将信息推送给记者，这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同样，市政府将财政预算报告等政府信息提供给记者，也不存在义务性，因为其义务仅仅是通过媒体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自然也不应被理解为记者的采访权。
采访权的当前意义表现在政府赋予记者采集信息的权利，这种政府视角的权利算不上一种真正意义的权利赋予——国务院规定中央部委接受采访零拒绝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对于新闻媒体的恩惠。从法律角度看，采访权应当被表述为“不被……的权利”——这种看似给予自由的语句确实不是现在环境能够接受的。如果有这种明确的表示，那么类似零拒绝的声明的话题价值就相对小很多了。
关于香港记者被打事件，官方新闻发布会解释的一部分是：要求其出示采访证而未出示。“采访证”这个物件在正常的新闻环境中一般是用在封闭的、特定的环境中，例如姚明婚礼，发了及其有限的通行证，以至于某些媒体意欲伪造通行证进入（后由于通行证技术含量太高而作罢）。而城市街道中的信息采集，必须基于采访证，则不够合理。试想一下，一个普通市民拿着摄像机在街道旁拍摄，应当是合法的。那么当这个市民的身份是记者，从事同样的拍摄行为时，也应当判定为合法的，只要他没有妨碍公务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存在（官方声明中的意思煽*动，我是不信的，因为香港记者对游*行应当不存在好奇心理而超越了其记者的身份）。我们不能够因为后者的影像资料将提供给“媒体”而对其行为特殊对待，毕竟法律是不应推测行为人的后续意图，而只应根据其已有行为来加以调整。媒体控制机构若确实需要控制信息的流出，也应当针对媒体来截留信息，例如常见的“预先限制”，谁叫我们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呢？
当然，更加深入而完善的新闻法制自然还需要涉及媒体控制机构进行“预先限制”时面临的限制，比如需要举证证明该信息的流出将确实引发危险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立法被耽误了，现在谈立法其实更加虚幻了，以致于南京大学的段京肃在小型讲座上也不想过多谈及新闻立法。
网易和搜狐突然取消了新闻评论的支持和反对功能。不知是门户的集体转型，还是由于老大哥的压力，从这种整齐划一的举动来看，我们猜测这也许是迎国庆的应景的修改。而以开放的评论著称的网易的用户反应最为激烈。
在网易的首页新闻中，新评论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对网易取消“支持”和“反对”功能——当你发现评论审核编辑通过了一条地域攻击帖子，你准备点反对，却发现“反对”不见了，这确实是令人郁闷的事，以至于热情的网友们用抗议贴占据了所有的首页新闻。
其中一位来自成都的网友评论道：新浪出道靠新闻，网易发迹靠电邮。所以门户网站以前网易真的没法和新浪抗衡，但是一直以来网易对网民最大的诱惑就在于相对来说更开放和大胆宽容的跟贴，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开IE就是看新浪的新闻，网易的跟贴。不过新浪改版成和搜狐一样模式后我就几乎不看新浪了，开IE只看网易，但现在网易跟贴几乎极难发出而且受到种种限制，而且这种钳制已经越来越强，直到现在甚至连支持反对都没了，我觉得我该改换游乐场了。
能够容忍网友用抗议贴疯狂的盖楼，看来网易是渴望继续吸引这些人的关注。通过新闻评论来吸引用户，在当前环境下确实是存在很大风险，就好比迅雷需要通过盗版来吸引用户一样，前者面临不可预测的政策压力，后者则是需要准备随时出现的法律风险。
今天我在人人网发了句牢骚，大意说现在掌握权力的领导们太没有文化了。其实控制言论的人也算是没有文化的一种。国庆来了，一边我们看到的是歌舞升平贺大寿，同时也在感受着对言论的紧缩，其实有机会在将来代替这些人掌握社会权力的人群不需要多高的学识多大观察力就能够发现这种畸形，但是他们还是自欺欺人做这些蠢事。很明显这并不是一种对中国的未来负责的管理方式，而只是对自己当前责任负责的一种管理方式。
网络新闻的评论原本是社会压力宣泄的阀门的一种，传播学上一般认为，表达负面意见的渠道的畅通是社会正常运行的保障之一。当越来越多的类似的阀门被关闭，社会的压力的不满总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作为下一个出口的。
Yahoo的微博客产品 meme这两天开始邀请测试，这个美国公司的新产品中盘踞了数量难以想象的中国网民，他们用大量的政治言论和情色图片占据了热门话题的顶端。中国人真的更加关注政治和情色么？Yahoo meme 只是他们不断寻找的情绪出口的一个。
P.S. 尚有Yahoo meme 邀请码一枚，要的留下邮箱地址
我的回复正被一个SB审核中。
这句正在被网易网友盖楼的句子，同样也表达了人们对网易窝囊地对待新闻评论开放的唾弃。
确实，曾经作为网易新年主打的“无新闻不跟贴”自从几个月前悄悄的变换了口号，成了“文明上网，登陆发帖”之后，就再也没有对得起长期战斗在回帖第一线的广大人民评论员。
在不久前，门户们不约而同地将评论页的“评论xx条，显示xx条”做了修改，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评论xx条”。这一此地无银的举动也正是网易评论自我紧缩的开始。
通过比较，你可以发现，处理同样的国庆演练新闻，其他三家门户都开放着评论——即使能显示的评论都是高呼祖国万岁——而唯独网易格外谨慎，涉及国庆的新闻极少开放评论。这让我们不禁猜测，网易评论确实是受到了某种压力，继而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更加情绪化的猜测则是，即使开放评论，编辑们也需要人为的将类似祖国万岁的评论置顶并及时修改反对和支持票数，还不如直接关闭评论来的心安理得。
新华社今天的一个新闻是《统计局称北京已达到上中等国家富裕水平》，“统计局”、“北京”和“富裕”是三个极易出经典评论的热门词汇，从前的网易看到能够挑起地域攻击和官民对立的新闻必定眼红不已，但现在网易在转发这篇报到时关闭了评论。一位广州的媒体从业者看到后在自己的twitter上评论道：“你见过这么没有自信的发达城市么？”简单的理解，关闭评论就是禁止网民对该新闻所涉及的内容发表看法。延伸的说，关闭国庆相关新闻评论的意图就是禁止网民对国庆相关事务发表看法，这与官方媒体营造的“举国同庆”的气氛并不相符。看来真理部在大力推动正面评论占据主要位置和负面报道不能超过30%的同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关注直接关闭评论的不良影响。
在当前的媒体制度下，缺乏交互的新闻的传播效果往往是“我想知道的新闻里没有说，我不想知道的新闻里说了一大堆”。网民常常说“评论比新闻好看”，是因为评论总是能够帮助新闻画龙点睛，令蒙在鼓里的新闻读者茅塞顿开。当然，不加节制的评论吸引也容易造成观点的抱团——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发表不同于他人的意见。很多人看到符合他们预期的评论时，会放弃发表自己的想法，转而支持已有的评论，这就会形成某种评论总是受到大量支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结果是，长期阅读和参与某一媒体的人群共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媒介真实，并在新闻和评论的传播中渐渐扩大。一个真实的例子是，网易评论的参与者总是看起来比其他门户的评论参与者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社会，对当前的制度环境表现更加彻底的悲观。
对于一个门户网站而言，这种拟态环境的影响力不能不让真·理部担忧——与他们警惕人群的聚集（例如xi`zang的寺庙的僧人举行大型集体活动是不被允许的）一样，意见的聚集同样会被看作是要求变革的动力而加以阻止。
国庆将临，忙碌的媒体上，大量的共和国的成绩将会被展示，作为国家兴旺的表现和政党执政的合法依据。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些成绩中的真实民众而言，像我的邻居一样渴望自己老家被征地拆迁而感谢工业化富国强民的人固然存在，但是那些至今为了拆迁补偿上访奔波的人，他们的意见若被那些关闭评论的网络平台淹没，会往哪里去呢？
从地图上看，这只是偏安中国一隅的一个小城，一个永远的火车的终点站。与其他火车的终点站不同的时，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正在影响着其民众那原本与大多数中国人类似的生活方式和举事心态。
类似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或许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他们不必坐车一个小时去远在市区的家乐福赶集，而当他们从家门口的家乐福出来时，抬头就能望见那个平地而起的乐园里高耸的云霄飞车轨道如麻花一般蜿蜒盘旋。在你的右侧，一个从不会被网民看做“最牛办公楼”的现代化行政中心大楼里，当局者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政绩上，那个乐园里，年轻人坐在“自由落体”的轨道上拼命喊叫。
他们从来不会体会沃尔玛进入美国西部小城让当地居民带来的那种惊恐和忧虑——在这个仅仅出现不到30年的行政区划中，旧的生活习惯正不断地被更替。和那些习惯了驱车去城里超市购物的西部居民不同，这个小城的人们尚在为地域的优势和公交的便捷自豪。城市的向上的变化正在培养民众的优越感，以至于这种优越感被随意滥用。除了对交通的便利感到优越外，他们也觉得“适宜人居”也将不日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全然忘了，引资者引以为豪的化工巨头的烟囱仍旧浓烟滚滚。
工业化的急速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土地征用，令人头疼的“钉子户”在这里似乎很少见，当地人都知道，这里的政府不差钱。同时，政府通过提高居民福利和改善居住环境的方法打消民众对高耸烟囱的工业化的疑虑——尽管当他们登高北望时常常感叹烟囱附近的居民该是如何的倒霉，而自己却在茶余饭后领着家里的老人在新修成的学校和健身场所附近的马路上乘凉。是的，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
这张图的右侧 就有那条通往山脚的公路
也就是在这条一头通往山脚、行人稀少却远比车辆多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孤独的交通灯默默地指挥着这群享受着工业化配套设施的当地居民，闪烁的红绿灯同时也向告诉人们，尽管地处山脚，但是城市化的到来是不容置疑的。
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同车的一位老太向我们解释，那个化工巨头的废气排放影响了大气环境，最终导致它的老家——台湾遭受了罕见的气象灾害。当我还在为她的分析惊叹时，她又就这高速公路的话题，和司机谈起了广东九江大桥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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